奧斯卡: 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給調查新聞帶來了什麼啟示?

2026-04-19 | 來源: GIJN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塔蘭金說：“我感覺，我們這些老師也被迫卷入了這場戰爭。我是一名老師，卻被迫做著與教育背道而馳的事。”

他的抵抗，有時帶著調皮——某天用 Lady Gaga 的歌替代國歌播放，或是促狹地告訴孩子們“老師接下來要說的話都是被迫的”——有時則充滿風險：遮蓋學校屋頂上“Z”字標志（這一符號已成為戰爭的愛國標志），藏好拍攝素材以防搜查時被發現。

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地下工作：“就像走鋼絲。起初像在玩游戲。隨著政治氣氛越來越緊張，它變得越來越難。鏡頭一出現，人們就開始警覺，變得不安，開始竊竊私語。感覺……信任在一瞬間就消失了。”

影片中穿插了普京的一段講話，令人警醒：“我們對教師的需求，從未像現在這樣迫切。在國家的轉折點上，教師扮演著關鍵角色。贏得戰爭的不是指揮官，是教師。”

隨著環境日益收緊，塔蘭金愈發感到危險。他拍下了剛剛應征入伍的畢業生們在淚別派對上互相剃頭的畫面，采訪了哥哥被送上前線的學生，還錄下了一位士兵葬禮上母親的哭喊：“阿爾喬姆！我的孩子。不，不，不，我的小阿爾喬姆。”

離開俄羅斯的前一天，塔蘭金為畢業班舉辦了一場派對，向孩子們留下了一句暗語：“有時候，為了表達愛，你必須放棄一切。”第二天，他就消失了。

塔蘭金隨後與導演大衛·波倫斯坦共同執導了這部紀錄片《無名氏對抗普金》。影片今年早些時候榮獲英國電影學院獎（BAFTA award），並獲得了2026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獎。

奧斯卡頒獎典禮前夕，GIJN 采訪了 BBC 國際紀錄片系列《故事屋》的專題編輯、本片執行制片人露西·科恩（Lucie Kon）。以下訪談經過刪減和整理。

GIJN：這個故事是怎麼到你手上的？紀錄片裡帕沙提到，他曾向境外的人發了一封郵件，講述自己拍攝的內容——這封郵件是怎麼促成這次合作的？

露西·科恩（以下簡稱 LK）：我當時在開一個會議……對方提到了一個項目，說有一位俄羅斯教師在學校裡進行著秘密拍攝，實際上也有公開拍攝。我當時想：“天啊，這聽起來太不尋常了。”

我的背景是調查記者。在加入《故事屋》（Storyville）之前，我在《廣角鏡》（Panorama）做過執行制片，更早之前在第四頻道的《快訊》（Dispatches）工作。所以我當時有一種“當頭棒喝”的感覺。但我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安全和操作層面的，聽起來有點無聊，但這些問題不解決，一切都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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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JN：帕沙是邊拍邊把素材傳出去的？

LK：他會邊拍邊傳一部分，也會不時離開俄羅斯，帶著一些素材去別處與團隊見面。因為需要保持素材的持續流入，所以是多種方式並用。花了一段時間，我們才到了可以回看素材、進入剪輯階段、開始思考影片呈現方式的階段。

因為一開始你會覺得“天啊，這個故事太精彩了”，但根本不知道最終會是什麼面貌。

我們知道，如果這部片子要做好，他就不能留在俄羅斯。需要考量的因素很多。對我來說，他母親是普京政權的支持者這一點非常耐人尋味。問題來了：他母親會出現在片子裡嗎？他能采訪自己的母親嗎？……還有知情同意的問題——因為片子裡沒有任何人簽署過同意書。

GIJN：我們來談談同意權和臥底拍攝的問題。這在本片中尤為敏感，因為涉及到學校裡的孩子。你們是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的？

LK：涉及到孩子，至少有兩個層面的問題。核心在於：學生家長未曾給予同意，孩子們年齡也未到可以自行同意的程度。所以這裡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知情同意。

我與BBC編輯政策部門緊密合作。他們認為，等到影片剪出粗剪版本後，才能做出判斷。看到帕沙拍攝的素材，他們都震驚了，並強烈認為影片的拍攝方式具有非常充分的公共利益。

我們認為，片子裡不能出現任何哪怕隱約對普京有批評意味的人——帕沙除外。

這不是刻意為之，而是真實反應了卡拉巴什這個地方人們的生活狀態。影片沒有歪曲任何事實。但有時會有人說句笑話，或者老師對孩子說了句反話。我們不允許這類內容入鏡，因為??如果你對外國媒體說了什麼，那就是叛國罪，你會進監獄。就算是開玩笑說的一句話，他們也會認真追究，你照樣會進監獄。我們不想讓任何人暴露在危險之中，所以哪怕稍微有點批評色彩的內容，我們一概不用。

GIJN：影片播出後發生了什麼？有沒有引發什麼反彈？

LK：帕沙最近告訴我，俄羅斯官方電視台花了大量時間在卡拉巴什活動，試圖抹黑這部影片。他們挨家挨戶敲門，告訴家長們：“你們沒有給過同意，應該去警察局舉報這部片子。”結果，卡拉巴什沒有一位家長這樣做。這讓我覺得意義深遠。他們完全有理由、有權利去舉報，但他們沒有，因為他們知道這部片子很重要，它向世界傳遞的信息很重要。帕沙的母親還在那裡，她依然在學校圖書館工作，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