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判決率降至25年來最低水平,意味著什麼

2026-04-19 | 來源: 財新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與會學者及律師還談及法庭審判形式化問題。韓旭表示，當前，律師在調查取證、申請證人出庭、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等方面的權利落實不充分，相關申請往往難以得到回應；另外，證人出庭率低、二審普遍不開庭審理、法官忽視辯方律師的辯護，使得庭審難以真正成為查明事實和檢驗證據的關鍵環節。

韓旭還提到，近年來推行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質上壓縮了辯護的空間。被告人一旦認罪，案件更容易沿有罪路徑推進。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律師斯偉江也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自2018年實施以來，與無罪率走低形成疊加效應。在整體無罪率已極低的背景下，被告人通常出於風險考量更傾向於選擇認罪，以換取從寬處理。毛立新則從辯護實踐出發表示，認罪認罰進一步強化了案件的“入罪導向”，使無罪辯護也更加困難。

一些現實機制同樣對無罪判決形成約束。韓旭表示，檢察機關內部的績效考核機制，使得撤回起訴相較於無罪判決成本更低，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以撤訴替代無罪的現象。此外，在個別案件中，查封扣押的財產在判決前被地方充公使用，也可能反向影響裁判結果。

北京澤博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還提出，逐利化司法，如職務犯罪領域，以及近年頻頻出現的“遠洋捕撈”等，亦對無罪判決起到負面作用。

問題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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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旭分析，極低無罪率存在三方面危害，一是增加冤假錯案發生的可能；二是人權保障落實不足，尤其是辯護權受限，使被告人的程序性權利難以真正實現；三是削弱司法公信力。對此，應當推進庭審實質化，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

2025年2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新時代審判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要深化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堅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等法治原則，堅持證據裁判、疑罪從無，完善刑事案件證人出庭、非法證據排除、二審開庭制度，推進庭審實質化。

具體而言，韓旭提出，一是需要推動關鍵證人出庭作證，減少對庭外證言的依賴，強化庭審質證功能；二是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解決調查難、排除難的問題，特別是在職務犯罪案件中的落實不足；三是推進二審開庭審理，對事實、證據存在爭議的案件應原則上開庭，以保障控辯平等和辯護權的有效實現。

在斯偉江看來，當前刑事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偵查階段形成的口供筆錄，一旦筆錄被固定，進入審判後往往直接成為定罪依據，被告人翻供空間有限。在他看來，這種依口供筆錄定罪的模式如果不改變，無罪率難有實質提升。因此，需要強化以庭審證言為核心、弱化庭前筆錄的作用，才可能為無罪判決留出空間。

斯偉江還呼吁取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及改革審判委員會、檢察委員會制度，落實判案者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