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被馴服的人:世界視野下的中國流亡者經驗

2026-05-02 | 來源: 江雪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近日，《中國民主季刊》發表訪談文章《流亡何以成為理解中國的關鍵詞》，講述了旅日學者劉燕子歷時多年完成的日文新著《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識人群像》。該書基於對五十余位流亡知識分子的深度訪談、文獻搜集與實物互證，梳理了從文革時期“內部流亡”到八九之後全球流亡的知識分子譜系，試圖繪制一張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與精神地圖。

文章首先界定了流亡的含義：它不僅是地理上的位移，更是一種與權力格格不入的精神狀態。劉燕子將研究視野從海外流亡者延伸至國內的“內在流亡者”，例如劉曉波與唯色。她特別提到，藏族作家唯色身處體制邊緣與監控之下，仍堅持用漢語記錄被壓制的歷史。這種不被馴服的姿態，是劉燕子理解中國政治文化的一把鑰匙。

訪談詳述了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處境。與西方流亡者相比，他們在語言斷裂、經濟壓力與身份認同上承受著更沉的代價。許多人從國內的社會精英變為海外的底層勞動者，在“失語”中掙扎。無法回鄉與父母見最後一面，在兩種文化邊緣游走的心理落差——這些構成了他們具體而殘酷的日常。

劉燕子在書寫中拒絕英雄化敘事，轉而呈現流亡者作為個體的局限與傷痕。她坦承，這一群體內部同樣存在利益博弈、人性陰暗與性格偏執，但這正是“群體傳記學”應有的真實面貌。她認為，流亡者憑借“雙視角”——同時置身於母國文化與異鄉現實——保持了對主旋律敘事的批判距離。盡管這一群體時常被低估乃至誤解，其歷史見證者的身份仍是現在進行時。

文章最後傳達了一種歷史責任感。劉燕子以“一個人一支游擊隊”的狀態，在主流學術體制之外獨立完成了這項工程，目的是留存那些即將湮沒的無名者記憶。她認為，1989年引發的知識分子大規模外流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其精神遺產或許要到百年之後才能顯現出對未來文明的意義。

以下是訪談內容節選，點擊此處可以收聽訪談錄音：

江：你談到通過廖亦武認識了劉曉波。在《不死的流亡者》一書中，你把劉曉波歸納於“內部流亡者”的范疇。你和他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劉：2007 年 3 月，我和家人去了北京，廖亦武也從四川過來。“兩會”期間，劉曉波通常不自由，但那次，他跑出來了，我們就在萬聖書園聊了整整一個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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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當時劉曉波最關心、最激動、最投入思考的那些問題，我還沒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我本來就不太看政論，我對政治理論不像

對文學那麼敏感。但那次談話裡，有一點讓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談自己和日本的關系。談他寫的《櫻花的中國劫難》，談中國的民族主義，他對“滿洲國”時代留下的遺產的客觀評價。

他雖然沒有來過日本，但在吉林大學時修過日語文學，一直關注日本，希望日本對中國民主化有所作為。那以後，他給我發過大量材料。那時他已經很會用互聯網了，而我還是個“山頂洞人”。他會不停發文章過來，郵件標題常常是“劉燕子，我來轟炸你”。所謂“轟炸”，就是把一包一包的文章發過來。我收到以後都會打印出來，但一開始也沒有認真全看。

一直到 2008 年他被抓，這件事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先生給我介紹了東京一家很經典的學術出版社。他對我說：“既然你認識他，而且他那麼多文字都在你這裡，是不是應該趕緊翻譯介紹一下劉曉波的思想歷程。”後來我就和中央大學的及川淳子教授合作。她一直做中國知識分子研究，我們一拍即合。2009年，我們出版了劉曉波的文集《從天安門事件到零八憲章》（藤原書店出版）。我寫了很長的導讀，對“六四”以及劉曉波的思想歷程做了一萬多字的梳理，還在早稻田大學舉辦研討會，這些都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前。

當時書賣得並不好。可後來劉曉波獲諾獎以後，凡是和他、和零八憲章有關的事情，在日本幾乎都繞不開我。他和劉霞的很多作品，尤其是詩歌，都是我介紹進入日文世界的。我和及川淳子還出版了一本學中文的教科書——《用零八憲章學教養中文》（集廣舍出版），被好幾所大學的法律系采用。

江：你也把中國流亡者放置於世界流亡知識分子的譜系中來書寫和研究。關於流亡和知識分子，薩義德和阿倫特都有一些重要的論述，他們在中國也較為大眾所熟知。尤其是阿倫特，這些年她的一些作品在中國不斷被介紹和討論。

劉：事實上，我的研究最初曾受兩個方向啟發。一個是納粹時期歐洲知識分子的流亡問題——這讓我了解到納粹統治的十二年中，德語作家和思想家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們後來流亡美國的歷史。另一個方向，則是蘇俄時期的流亡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