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被馴服的人:世界視野下的中國流亡者經驗

2026-05-02 | 來源: 江雪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早在五十年代，流亡美國的猶太知識人以及參與救援人員，就舉辦了以“文化遷移”為主題的研討會。六十年代中後期，因著對德國歷史的反思，流亡成為一種跨學科研究。八十年代以來，在“搶救歷史”運動中，“流亡社會學”已成為一個專門性學科領域。

關於蘇俄時期的流亡作家，日本很早就接觸到這個問題。我的大學同事研究滿洲國時期的白俄流亡者，研究布爾什維克政權下，1922 年被驅逐出故土，乘坐“哲學船”流亡德國的知識人。我常和朋友去著名的“MOROZOFF”（莫羅佐夫）咖啡店，那裡的巧克力很有名，是因為 1917 年“十月革命”，俄羅斯人莫羅佐夫攜家逃亡哈爾濱，然後又流亡日本神戶，給落腳地帶來了西式點心。在日本學術界，納粹下的德語知識人流亡，以及東歐、蘇聯時期知識人流亡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

正是這兩個方面的啟發，讓我慢慢獲得了一個更大的視點：怎樣把中國的流亡者，放到一個更寬廣的世界歷史和思想史脈絡中去考察，並與那些已廣受矚目的流亡作家傳統進行比較。

關於知識分子和流亡，薩義德和阿倫特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概念資源，但我在書裡並不只是重復他們的論述。我真正要引出來的是“流亡知識分子”的“流亡”，不只是一般意義上身體離開故土，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持續、內在的流動狀態。也就是說，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的流亡其實是不會終結的。身體上的流亡也許有結束的一天，但精神內部的流亡是永恒的。

就像松本教授在一篇關於我這本書的書評中所說，只有作為一個“永遠的流亡者”，知識分子才可能始終保持反思、保持距離、保持批判性，也才能不斷保存自己的文化，並使自己的文化之根繼續生長、豐富。很多人理解流亡者時，會覺得他們夾在兩種文化之間：他或她既沒有真正融入所在國，又仿佛已經和祖國訣別，似乎已經被從原有的文化土壤中連根拔起，變成一棵快要枯死的樹。但恰恰不是這樣。正因為身處兩種文化之間，流亡知識分子反而獲得了一種雙重視角——既能夠以母國的視點看世界，又能夠以世界的視點重新看待自己的母國。

江：你書裡把中國流亡者遭遇的處境概括成“多重復合的困難”。這具體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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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最重要的，第一個就是語言。對作家、詩人、人文知識分子來說，語言是一條巨大的溝壑。尤其是四十多歲以後流亡的人，更難跨過去。我讀過一位日本詩人飯島耕一的詩歌《弗朗西斯科· 戈雅的第一個字母》，非常口語化，“我在外國（法國）住了半年，想寫詩的心情，一次都沒有。母國語中，是從‘母’與‘國’中割斷的半年，我沒有受傷，但我幾乎沒有寫詩的必要”。這位日本詩人還不是因為流亡，而是客居。那麼流亡者呢，不是半年，而是有可能一生成為自己“存在之根”的流放者。所謂“四不像”，沒進入西方，卻脫離了東方；外語學不好，中文卻退化。其中一個例外是哈金。他的寫作是用大無畏的精神冒險寫作，在語言與語言的空隙間寫作——流亡者或者客居者，可以在這裡作出貢獻。但哈金這樣的成功者很少。當然代際也會不同，流亡者的下一代，或者新世代的離散者，在這個問題上可能就不會困惑。

第二個是經濟。早年的很多流亡者，原本在中國都有身份、地位、稿費、組織保障。到了海外，一切都沒了。不管曾經在中國多有名，很多人最現實的問題就是怎麼買二手車、怎麼修舊房子、怎麼找工作、怎麼吃飯。我後來發現，很多人之所以能活下來，都離不開他們的太太。這個我在書裡也談到了。沒有這些女性在後面支撐，很多男性流亡知識分子在生活上會非常艱難。

第三個是心理上的落差。像嚴家其先生，他在八十年代是參與設計中國未來的人。到了美國以後，最初還有學校請他講演，後來慢慢連基金都申請不到。他自己也知道，他原來的知識結構和英美學界不接軌，語言又不夠。這種心理落差是很大的。他一開始甚至做過外賣，他的妻子非常了不起，做巡訪護士和家庭看護的工作。

還有身份認同。你要不要拿美國國籍？要不要繼續說“祖國”這個詞？這是一個很糾結的問題。嚴家其在妻子加入美國國籍後的十年才決定申請美籍。後來拿了美國國籍以後，他說自己不再用“我國”這個詞。這不是詞語的小變化，而是認同方式的一種變化。這次美國華裔花式滑冰運動員劉美賢的父親劉俊也說，他拿到美籍之後，改原名“劉俊國”為“劉俊”，因為那“國”不是自由民主的“國”。

另外一個特別重要的，是中國人的思鄉。“鄉”這個字，對中國人特別大。很多人的軟肋都在這裡：你要不要寫個檢討換取一次回國機會？要不要為了見父母妥協一點？這個問題，很多中國流亡者都繞不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