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 从哈佛到中国高校,一场跨越半世纪的"文科裁员潮"

至于批判人文主义倾向，是目前人文学科最具争议的焦点，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通识教育领域最为棘手的问题。围绕身份政治与文化多元主义的课程开发与建构，不仅导致人文学科知识的碎片化，而且其带有文化相对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张、将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激进态度，也引发了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危机。当代欧美社会自由派与保守派、左翼与右翼、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观念交锋与社会撕裂，特别是近年来极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弹与保守主义回归，也一定程度上与之存在关联。不过，正如罗蒂所言，虽然文化左派偏离了传统左派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但是，其“受害者研究”的思维转向在产生大量原创性学术成就同时，的确通过教育减少了羞辱与社会施虐现象，因而使得美国社会在待人方式与弱者关怀方面都文明了许多。［30］当然，对于这种只谈羞辱不关注经济现实的学院左派及其成就与未来，罗蒂并不抱乐观态度，当今欧美世界风向的变化正在佐证他的预言。由身份政治主导的大学人文学科乃至情绪化的学院政治，不仅挤压了大学中保守主义的生存空间，构成对学术自由的损害，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大学与社会、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疏离，反而折损了人文学科的价值。对此，莫里斯表达了他的折衷立场。他认为，摆脱大学中人文学科的危机，有必要协调人文学科的功能主义与批判主义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着对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非此即彼（即证实与证伪），人文学科的任务是既要保存那些传统中被视为真实、有效与令人向往的东西，也要留存那些被视为脱离现实、无法达成共识的谬误。因为历史与经验是“人文学科重要的参照对象和研究媒介”，如果仅基于身份认同而谋求对经验的垄断，难免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威胁。［31］

从欧洲大学课程设置格局及其教育目标中，不难体会这种人文学科教育的折衷式糅杂理念。其课程体系兼顾了各方立场，包括历史概论课，哲学，音乐，文化流派，以欧洲主题为中心的跨学科课程如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欧洲语言与文学，文化研究，美学包括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当代社会议题如女性在欧洲社会中的角色以及欧洲的少数民族，如此等等。其课程体系建构的目的在于：获得文化知识和形成有关文化范式的意识；促进人文学科的自我理解；掌握有关人文学科领域知识探索的方法论路径，传授分析、综合与沟通技能；能够将这些分析、综合与沟通技能应用于工作场景以及其他情景，使之具有社会关联性；在一个由自然科学塑造的世界中，发挥人文学科的定位作用；在理解与解释他者以及与他者的差异性方面承担着批判功能。［32］

由上，不难理解，无论人文学科的传统主义、功利主义还是批判主义，都有其在当代社会存续的合法性与教育价值，观念分歧与立场争锋不应成为彼此不可逾越的火线，而应是激发人文学科创新与发展活力的源泉。放弃传统，人文学科就失去精神根基；远离现实、无关功用，人文学科有可能成为真正落伍于时代的空疏之学；缺失批判乃至自我批判精神，人文学科不仅难以重塑自身，而且也将失去其原创活力。三种取向的共容并存委实不易，尤其在如今人文学科内部高度分化与派系林立的格局中，不仅彼此之间存在沟通的专业壁垒，而且因其理论的艰涩与独特的修辞表达方式，往往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正如肯（Paul Keen）所指出的，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并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联来解决，它需要人文学科的复杂性思维；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困扰，即使人文学科内部得到最为普泛认同的思想、理论与观点，恐怕也存在如何以真正令人信服方式传达给公众的困境。［33］

从早期百科全书式总体知识到如今学院派的专门学问，人文学科始终难以褪去其较为浓厚的精英气息，这在精英化高等教育阶段或许有其合理性。然而在如今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发展阶段，人文学科如果不能适当降低其身位与姿态，将学理与学识转化为可为专业之外人们理解的知识乃至有用的素养与技能，并从中获得关于社会公正、个体自由以及人的生命意义和生活幸福的启示，它就难免陷入为专业之外受众乃至社会漠视的总体性危机。概而言之，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存续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它以学科与专业人才培养方式维系着自身的学术传承，以及行使人类文化与文明赓续、散播与创新的功能，更在于它能否包容歧见，软化各自过激立场，走向社会与贴近日常生活，以他者可理解与领会的文本诠释、理论呈现、思想启蒙和话语表达与实践，成为大学所有人可获益的普惠性教育资源。就此而言，人文学科的本科专业及其招生规模压缩委实谈不上危机，它不过是大学根据就业市场信号反馈自我调整的结果；真正的危机在于作为学科资源，人文学科还能否转化为面向全体的通识教育价值，以及如何与他者之间形成平等沟通、互补共融的有机联系，以彰显自身在大学及其教育中不可缺席的地位。

▍大学人文学科资源重组与教育价值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