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與杭州"一線城市"之爭,是個偽命題

2026-06-03 | 來源: 冰川思想庫傅蔚岡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若改用包含中央分成在內的全口徑個稅，2025年的對照同樣清晰：廣州個稅約547.9億元，杭州約705.3億元，杭州高出廣州約29%，在全國城市中排名第四，廣州排第五。

這組數字的分量,需要和人口、GDP放在一起才能掂量出來。廣州的常住人口比杭州多約635萬人,GDP比杭州多約9000億元,但個稅總量不到杭州的一半(地方留成口徑)。這意味著，廣州用更多的人、更大的經濟體量，創造出遠少於杭州的高薪稅源。

差距的根源,是兩座城市經濟結構的不同。杭州是“數字經濟+上市公司集群+股權激勵”的結構，高薪崗位密集，資本性收入(股權減持、分紅)規模龐大，這些都是個稅的高產來源；廣州是“傳統制造+商貿物流+港口外貿”的結構，基本盤大，就業容量大，但高薪人群的密度低，單位經濟產出能貢獻的個稅遠低於杭州。

值得一提的是，廣州個稅在2019年出現過一次明顯回落(從2018年的104億元降至74億元),這與2018年10月起施行的新個稅法(提高起征點、增加專項附加扣除)的減稅效應吻合。

但減稅是全國性的，杭州同樣受影響，杭州個稅卻只在2019年微降一年便重回上升通道，廣州則在低位徘徊了數年。同樣的政策沖擊,落在不同的產業結構上,留下的痕跡深淺不同。

03 “生活在廣州，創業在深圳”：大灣區內部的功能分工

把視角拉到大灣區內部，廣州的問題就更清楚了。它不是“塌”了，而是在大灣區分工裡被自然推到了“生活城市”的位置。

這個判斷有一個直觀的旁證。在中國《新財富500富人榜》中，有不少出自廣州高校（華南理工大學、中山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和華南農業大學）的校友，但仔細看他們的創業地點，絕大多數人選擇的是深圳而不是廣州。

兩所學校的本科教育發生在廣州，創業資本的積累和企業總部的注冊發生在深圳。校友們“用腳投票”，而廣州本地的高校系統和本地的創業生態之間，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脫節。

大灣區內部其實存在一種隱性的功能分工。廣州是行政中心、商貿中心、教育和醫療中心，是大灣區的“生活城市”；深圳是風險資本中心、技術產業化中心、新經濟企業總部中心，是大灣區的“創業城市”；香港承擔金融與法律服務，東莞、佛山承擔制造，珠海、中山承擔專項產業。

這個分工沒有誰規劃過，但市場自發選擇的結果非常清晰。一個有錢的中產願意住在廣州，更便宜的房子、老牌的醫院學校、更豐富的食物；但一個想創業的年輕人會更傾向於去深圳，更密集的VC、更短的IPO路徑、更年輕的同齡人網絡、更高的容錯率和更高的預期收益。“生活在廣州,創業總好像缺點故事”。這是當下廣州處境的一句精確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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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功能分工的形成，有幾個深層原因。

第一，資本結構差異巨大。

深圳是大民資、小外資的格局；上海是大外資、大國資、小民資的格局；北京是大國資、大民資，且民資中頭部互聯網與硬科技公司密集。廣州的資本結構則是大國資、大外資，民資相對分散，且本地民資頭部企業的成長黏性不夠。

深圳證券交易所在深圳，創投基金在深圳，騰訊、華為、比亞迪、大疆、招商局、平安都在深圳。深圳作為大灣區的“資本+企業”中心一旦定型，廣州即便有創業人才，也會被自然吸過去。中山大學和華工校友在深圳創業而不在廣州創業，本質上是這種資本結構傾斜的直接結果。

第二，廣州曾經是中國互聯網創業的主戰場，但過去十幾年逐步失去這個地位。

這是觀察“廣州去哪兒”問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個維度，廣州不是“一直就這樣”，而是“曾經不是這樣”。

把時間撥回到20年前的2005年前後，廣州在中國互聯網版圖上的地位遠不是今天的樣子。彼時，網易已經從廣州出發把丁磊送上中國首富的位置（2003年）,UC瀏覽器、3G門戶、酷狗、foxmail和網龍等公司的早期布局，大多扎根廣州或周邊。天河北的IT走廊是中國移動互聯網早期最重要的產業帶之一。

如果在2005年說“杭州會在創業故事上超過廣州”，絕大多數人會覺得是玩笑，因為當時杭州的代表只是阿裡巴巴一家，而廣州擁有的是一整個互聯網公司集群。

轉折發生在2010年代的中後段。微信繼續在廣州生長，但微信之後的十多年，廣州除了小鵬汽車以外，再沒有誕生出一家全國級別的新互聯網公司或科技公司。這十年裡，字節、美團、拼多多、寧德時代、DeepSeek、宇樹，無一在廣州。

早期那批從廣州出來的互聯網公司，大多進入“維持期”：要麼被收購，要麼被邊緣化，要麼停留在原有業務的局部擴張。廣州沒有“塌”，廣州只是在某一個時點上停了下來，而別的城市繼續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