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阶层流动的逻辑,正发生根本性逆转

随着农村户籍圈层与农村居住圈层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规模将逐步趋于稳定，一个以职业农民为主体的新的农业劳动者阶层（狭义的农民阶层）已经开始形成。新型农业劳动者将农业劳动转变为一种职业，从业人员更为彻底地摆脱了“农民身份”的束缚。新型农业劳动者阶层成员未必出生在农村或农业劳动者家庭。当前，城市人口进驻农村地区开展新型农业生产活动已经初见端倪。参考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新型农业劳动者的人均耕地面积较大，有利于开展机械化生产作业，并且他们有技术、懂管理、会经营，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农村的社会生活条件、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水平，也会随着户籍制度改革而逐步得到进一步优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低迷等原因，城市化进程有所减缓，农民数量减少的速度有所下降，相较于2021年，2022年农业劳动者人口增加600万人左右，为近20年来首次反增。当前，全国正在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在这一政策的支持下，农业劳动者与农村居住人口的规模势必将在高水平的人口流动下进一步缩小。

▍知识分子阶层继续充当社会精神风尚的带动者，在生产与流通、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引导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广义的知识分子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狭义的知识分子）、公务员群体和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企业白领群体三个部分。广义的白领群体由企业中的白领员工（狭义的白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群体三个部分组成。因此，广义的知识分子与广义的白领之间在来源、学历、职业方面形成了“三三对应”的格局，他们各自有一个成为核心。在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的劳动环境下，广义的知识分子和白领工作人员这两大群体实际上是很难从社会现实中剥离分开的。当前，接受过高等教育（含大专）的人口数量大体相当于广义的知识分子规模。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为2.17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4.4%；而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7%左右。在40多年的教育事业发展下，高等学历人口占比提高了20多倍；文盲率降至2.6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7%。中国社会成员的总体文化素质早已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普遍低学历状态，其更高水平的文化程度推动着国家生活和公共管理事务向更高水平发展。在广义的知识分子大幅增加的情况下，难以继续使用“知识分子”作为阶层分析的一个基准概念，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实际上正在被边缘化，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狭义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在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医学与生命、文学与艺术等精神文明领域从事知识的创新与发展相关工作的社会成员。发展和创造新的知识是他们的主要特征。他们既区别于企业中的白领阶层，也区别于公务员阶层，现阶段主要以各类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为平台从事文化与专业技术工作。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能够完整地、系统地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在专业或技术上具有突出的纵深性。他们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文人”，更不同于过去的“士”。用“专业技术人员”这个词来表述现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可能更加确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在科学技术的助推下突飞猛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要注重人的精神文明追求和社会的精神风貌。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对国家的精神风尚、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专业技术人员将在这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为社会成员和各类组织提供优质的、丰富的精神食粮和准确的科学规律认识。在高等教育逐渐普及化的今天，专业技术人员在意识形态和人文风貌建设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浸润作用。他们是各个行业的高质量人才，同时也间接影响着劳动队伍的素质。比如，越来越多的民营经济人士接受高等教育或专业学位的系统训练，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在意识形态、社会认知、生活作风等方面受到更为积极的影响和接触到国内外更为广泛的专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