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阶层流动的逻辑,正发生根本性逆转

▍农民工阶层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相关政策调整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出现了增长速度略有缓慢、增长数量略有减少的现象

“乡镇企业职工”的概念已经基本淡出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领域。将“农民工”区分为“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两个部分这一观点，已经得到确认。农民工群体分布格局基本稳定，外出农民工略多于本地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数量为2.91亿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17亿人，外出农民工1.74亿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6亿人，为农民工队伍首次负增长。2023年，全国农民工队伍约2.98亿人，为历年来最大规模，较2022年增长0.6%，其中，本地农民工1.21亿人，外出农民工1.77亿人。除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政策上的疏引工作也有效控制了农民工的增长规模，其中，跨省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从2017年的7675万人逐年降低到2023年的6751万人。劳动力人口在省际间流动程度有所减缓甚至下降，这一态势值得注意。除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临时性影响因素外，户籍制度下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顽固性束缚因素的负面作用正在凸显，外出务工的成本上涨。与此同时，省级政府统筹发展，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地区的城市化建设，努力留住劳动力并安置就业的政策性因素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经济形势和人口规模的变化，农民工阶层的人口数量今后不会有太大的增加幅度。从“入口”来看，一是中国人口迈入负增长阶段，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状态造成适龄生育人口减少；二是农民的三个“圈层”的人口规模近年来都在逐渐缩小。这些因素反映了农村地区的人口总数在持续减少，农民工的“来源”在缩小。从“出口”来看，由于政策的牵引性作用，农民工转化为城市人口的速度将逐渐实现高于农民工增长速度。因此，这一阶层的规模将不会再有大幅增长。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城市中的公共资源体量不大，在短时间内农民工规模也难以充分消解，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将出现一个平台期。

农民工群体会越来越具有过渡性阶层的特征。一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占农民工队伍的13.7%，其中不少为户籍仍留存在家乡的刚毕业大学生，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获得稳定的岗位，并由此实现地域上从农村到城市和劳动形式上从农业到工业、服务业的双重跨越。二是农村户籍人口开始在高水平程度上融入城市生活。当前，农村户籍人口比农村常住人口多1.82亿人，值得注意的是，年末在城镇中居住的进城农民工为1.28亿人。这说明，不少农民工已经在城镇中“扎根”居住，他们在工作和生活状态上都已经是城市人口了，农村户籍是他们“农民身份”的最后痕迹。三是从2015年开始，新增农民工主要是本地农民工。考虑农村劳动人口普遍兼业的情况，本地农民工的实际数量比统计数据会更大，并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不少农村地区将发展为城镇，他们在工作性质与生活状态上都已经难以称为农民了。农村农业劳动者通过进入农民工队伍，首先从工作性质方面转变为工人，然后从生活环境方面转变为“城市人”，逐步地实现了自身的阶层跃升。我们不能用“农业产业化”的概念把已经转化到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村人口“遮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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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劳动者阶层规模近年来的增长速度迅猛，线上平台成为从业者的主要经营方式

个体劳动者阶层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起步、重获发展生机的阶层，一直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神经末梢”的作用，满足了广大城乡居民的就业需求和日常生活需求。在2000年前后，受连锁超市、市容整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个体劳动者数量一度减少至4,587万人。近年来，随着网络购物的兴盛和相关管理的规范化，个体工商户和相关从业人员规模再度扩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达1.24亿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带动约3亿人口就业。如此巨大的个体经济规模，反映出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准仍然不高以及相关社会体制机制的建设水平仍有待提升的现实。个体经济具有资本规模小、工作形式多样化等相关特点，使劳动人口就业面得到扩展，有利于低劳动技能人口（如4050人员）通过自雇的形式增加家庭收入，同时相应减轻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负担。个体经济是城乡就业格局中的底盘，发挥着支撑民生、促进社会成员交流互动的作用。

个体劳动者首先是劳动者，是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者。当前，个体经济从业者仍然以家庭成员为合作基础。不同于20世纪经营店铺的个体工商户，网络服务、移动购物是该阶层在新发展时期的主要经营方式。现阶段，个体劳动者主要源于待业人口、家庭妇女和农民工，其中不少从业人员属于兼职工作。他们的收入状况从20世纪末期的优势状态走向大众水平，尽管网络店铺的形式使其能有机会更广泛地获取客户源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大多数从业者的收入水平并不高，甚至是城市中较低的收入群体。目前，新增长的个体工商户主要集中于网络购物平台，打理实体店铺的仍然偏少。一方面，连锁超市的影响力和市容市政要求的双重影响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网络平台使相关从业人员拥有便捷的审批手续和“零成本”的店铺投入，他们不再需要为店铺的装修维护、水电气网等相关事宜操心。在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助力下，个体劳动者与商品生产商的联系更加紧密，各类生活用品的个体工商户从业者更像是生产公司的一个销售员，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们不需要囤积商品和担心商品质量。由于通过个体商户下订单、生产商直接发货的新形式免去了各种中间环节，因此个体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也更加灵活。线上平台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人们生活区域的实体店铺和相关服务发展不充分。在网络主导的新态势下，如何引导个体劳动者在社会成员急需性需求、个性化需求领域为居民提供近距离、直观的服务值得重视，尤其是服务类店铺在城市中的布局规划和提升服务品质，都值得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