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阶层流动的逻辑,正发生根本性逆转

从招聘端和求职端的数据看，新型灵活就业的扩张趋势也在持续显现。根据招聘数据，2019年至2024年，新型灵活就业的招聘职位数占比从8.4%上升至15.2%，中间各年份分别为9.6%、10.0%、11.6%、12.2%和15.2%，总体呈持续上升趋势。这说明，从企业和平台的用工需求看，新型灵活就业岗位正在成为就业市场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求职端同样反映出较高参与度。2019年至2024年，新型灵活就业的投递人数占比从35.5%变化至36.4%，虽然中间经历波动，2020年为32.3%，2021年下降至30.6%，2022年回升至35.2%，2023年为33.9%，2024年进一步升至36.4%，但总体来看，求职者对新型灵活就业的参与度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招聘端占比持续上升与求职端占比高位波动，说明灵活就业既是企业用工方式变化的结果，也是劳动者在就业压力、收入需求、工作时间安排和行业机会之间进行选择的结果。

2019年-2024年，新型灵活就业的招聘职位数占比持续提升，投递人数占比在波动中保持较高水平。（图源：智联招聘）

灵活就业者作为新兴阶层，现阶段集中于商品的流通、交换、配送和文化培训、生活服务类等消费领域。阶层成员主要以互联网为工作媒介，由此衍生出复杂多样的劳动岗位。相关从业人员背景复杂，工作领域多样，收入水平也参差不齐。团队组织、个体成员、长期参与、临时从业等各种工作主体与工作类型繁杂叠加。他们并不直接生产商品，而是借助于互联网平台进行商品的配送和销售。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与艺术正在成为一种商品。在文艺作品丰富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也同样借助于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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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灵活就业者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劳动群体之一。其规模增长既反映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服务业扩张带来的新机会，也反映了传统稳定就业岗位不足、劳动者就业选择多元化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仍需适配新形态就业的现实。未来，对这一群体的关注重点不应停留在“规模有多大”的争论上，而应转向三个更实质的问题：第一，如何准确界定灵活就业与失业，防止统计和政策执行中的混淆；第二，如何提升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覆盖和权益保护水平；第三，如何引导灵活就业从低端、零散、不稳定的就业形式，逐步向更有技能含量、更有职业发展空间、更有制度保障的新就业形态转化。

▍公务员阶层在政治行为方式、规模等方面充分保持稳定，考核方式更加科学，收入更加规范，工作也更加辛苦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6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中国有编制的公务员，也就是狭义的公务员数量在2016年达到719万人，此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统计部门一直没有更新相关数据。广义的公务员还应算上参公、党群、工青妇以及在相关系统工作的在职人员，当前总数1900多万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4%。上述两个规模及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相关从业人员与其他行业从业者的平均工资相比较，他们的实际收入并不算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八项规定和严厉的反腐措施背景下，公务员的薪资待遇得到规范，少数人的灰色收入得到有效遏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在国际经济和自然因素等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情况下，公务员在当前是收入、生活方式上最为稳定的一个阶层。正因如此，“考公”成为社会成员追求“稳定”就业的首选。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加速发展、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公共事务也将随之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公共事务处理向高水平、精细化发展。这些因素都可能会促进公务员规模的适度扩大，同时会在建立数字政府和“持续精减、重点增加”的原则下，在不同层级与部门之间实现公务员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从1989年起，公务员招录正式确立考试选聘制度。大学本科学历已成为当前各岗位的基本要求，这反映了公务员队伍基本素质的提升。近年来，公务员岗位尤其是选调生岗位对应聘人员的学历、专业进一步提出了具体要求，说明公务员队伍的发展开始向专业化迈进。公务员的工作需要每天处理大量的政策信息和现实事务。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同时建设的阶段，他们的工作十分辛苦。与“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等并不准确的模糊说法相比，他们的工作更多是“5+2”“白加黑”，加班成为常态。需要强调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属于领导干部，更不同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官老爷”；与其他社会劳动成员一样，公务员是辛苦的劳动者和社会的建设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公务员阶层是一支愿意为民办事的队伍，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基础作用和引领作用将继续得到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