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網、停航、虧百萬,中國商人重回伊朗

2026-06-19 | 來源: 鏡相工作室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文丨李丹

編輯丨胡苗

4月22日，美以伊開戰45天後，在伊朗做水產品進出口生意的商人林濤從國內飛往迪拜。他的目的地是位於波斯灣南岸，中東最重要的航運中轉中樞——傑貝阿裡港（Jabal Ali）。他要去“解救”自己被滯留在此處的貨櫃。

從落地迪拜機場開始，戰爭對整個中東地區的沖擊便撲面而來。曾經擁擠的機場，只有稀稀拉拉幾個行人；走進市場，開著的商鋪不多，許多商鋪甚至空了，“曾經一鋪難求，現在都沒人租了。”

車往港口駛去，每駛近一分，林濤的心就往下沉一點。還在國內的時候，他看到新聞說，波斯灣內曾有約3200艘船舶滯留，那時一切對他來說只是數字。等他到了港口，數字變成現實。

“一路上看到的滿滿全都是集裝箱，我才真正感受到什麼叫觸目驚心。情況比我們（在國內時）想的更糟糕。”

他在心裡飛快地算了一筆賬：傑貝阿裡港的滯期費約為100-150美元一天，不同船司還對每個貨櫃征收了一筆強制附加費，1000-3000美元不等。他的貨櫃已經在港口堆了一個多月。

而這，僅僅是第一筆賬。

工廠停擺，工人工資還得照發。人還沒回到伊朗的工廠，幾十萬人民幣已經虧在路上了。

貨在海上，人在岸上

林濤不是唯一一個正在“燒錢”的人。

2月28日，美國對伊朗投下第一顆導彈。這一天，在伊朗做礦業生意的肖雷有一批貨正要出發。船早就開了，開到霍爾木茲海峽，開打了，只能折返。貨至今還堆在港口。國內的客戶著急收貨催他，他去催船司，船司也沒辦法。

開工廠的蔡偉文和朋友拼了艘伊朗的船。伊朗海軍放了行，但航行至美國海軍處又被勸返。

“就這樣來回折騰。這些船滯留期的費用，都是要貨主出的。”肖雷說。

做物流生意的劉波遇到了更頭疼的情況——甩貨。“我原本計劃卸貨在阿曼，但如果中間有新的沖突，船東有可能不打一聲招呼，就把我的貨直接拋在印度。”

他有一個櫃子就這樣被拋掉了。

那個櫃子本該在2月28日前後抵達伊朗的恰巴哈爾港（Chabahar）。劉波沒聯系上船東，再聽到消息時，就是船東通知他：貨被拋在了巴基斯坦卡拉奇（Karachi）的卡西姆（Qasim）港。這個櫃子裡有他自己燈具廠的原料，也有他物流公司的客戶的貨。

他嘗試過自己安排轉運。但港口回復稱，只能由伊朗國航轉運。他又給伊朗國航發郵件，伊朗國航回復：暫時沒有計劃。

● 回到伊朗後，劉波乘車路過一座被轟炸過的大樓。圖源：受訪者

貨被困在海上，岸上的人也斷了消息。

伊朗國內的網絡在今年年初就被切斷，沒網什麼生意都做不成。想要有網只能用VPN，最貴的時候5美元一個G。VPN也不穩定，為此，蔡偉文開通了3個VPN，每隔一段時間就來回切換，但依然沒法和人打上超過5分鍾的語音電話。

林濤幹脆放棄了通話，給人發語音條，連發幾條60秒的，轉啊轉啊，最後變成一個紅色的感歎號。

肖雷在屋裡走來走去，找到一個有信號的地方，保持一個姿勢打了50分鍾電話。因為一動就掉線。

林濤在家裡看著新聞，坐立難安。他工廠所在的格什姆（Qeshm）自貿區位於霍爾木茲海峽西側入口，距離頻繁被轟炸的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僅有一條水道之隔。3月初，他看到消息稱美軍為爭奪海峽，計劃大規模轟炸格什姆島，他很擔心工廠的安全。

他也有一批貨本該在沖突前離開霍爾木茲海峽，還有許多貨在工廠准備上船。但戰爭爆發得突然，又沒有網，這些貨怎麼樣、滯留在哪了、工廠有沒有被炸，他都無從得知。

想回伊朗也回不去。肖雷原計劃4月9號這天抵達伊朗。當時伊朗的領空尚未開放，他本打算從北京飛到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庫，再飛阿斯塔拉，從陸路入境伊朗。一個月前，他和華聯會的其他成員組織華人撤離，走的也是這條路線。

但當地的中國人告訴他，這段時間口岸並不通暢，有時能過有時不能，一些想去伊朗的中國人已經在阿塞拜疆滯留了一周。他只能作罷。

人在岸上，貨在海上，兩頭都夠不著。留在伊朗的人，也只能數著導彈過日子。

六枚黑乎乎的導彈從史軍的視野中飛過，最近時距離他只有150米。他在各種新聞和資料裡看到過，那是戰斧導彈。3月初，在德黑蘭的華人開始陸續撤離回國。伊朗華僑華人聯合會（簡稱華聯會）和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都勸史軍一起走。他思來想去，還是決定留下。

他從2012年開始在伊朗工作生活，中間離開過幾年，又在2025年回到伊朗做外貿生意。在這一年裡，先爆發了12日戰爭，再是伊朗國內的游行動亂，緊接著就是美以伊戰爭。滿打滿算，能讓他正常開展業務的時間還不到半年。

● 德黑蘭的地標建築默德（Milad）塔在戰爭中被無人機炸掉了邊角（右上）。圖源：受訪者

他在心裡對戰爭做過幾次預判。開戰時他想，3月21日就是伊朗新年，美國、以色列、伊朗三國應該會把武器庫存消耗完，留幾天讓人過年吧？新年在炮火中過去了。他又想，最多再打一個星期，該讓大家上班了吧？希望再次落空。

史軍所在的老城區不是打擊對象，生命安全沒有問題，但他形容每一天都“像在坐牢”。爆炸聲在晚上八點響起，接著是十一點、凌晨兩點和凌晨五點。戰斗機的引擎轟鳴，讓他睡不了一個整覺。德黑蘭一半以上的人都撤到周邊省份躲避戰火，整座城市空空蕩蕩。

他睡不著，也沒法做生意，只能等著，想著自己那些進不來的貨。

劉波等不下去了。他從恰巴哈爾保稅區撤離到了伊朗西北端、與阿塞拜疆交界的焦勒法（Jolfa）保稅區。因為靠近阿塞拜疆，他蹭上了阿塞拜疆境內中國移動的網絡，勉強保持通訊順暢。他最擔心的還是貨——倉庫在港口邊上，仗打得這麼凶，還安全嗎？

4月8日，三國終於短暫停火。

休戰次日，劉波就回到了恰巴哈爾港。回來一看，港口邊上的不少軍營都遭到了轟炸，堆放貨物的倉庫也被誤傷。他的一位伊朗朋友就有一間存儲大米的倉庫，和兩輛還沒來得及卸貨的大貨車被炸毀，這個地方距離劉波的倉庫只有600米遠。

從迪拜輾轉回到工廠時，林濤最先看見的是碎掉的門和窗。在他的工廠後方，有一處和革命衛隊有關聯的工廠被炸，余波震碎了玻璃。“當你親眼看到建築物被炸掉的時候，（對人的）震撼還是很強的。”他說。

停擺的工廠，不能停的工資

4月27日，馬漢航空恢復執行了中伊航線。包括肖雷在內的許多中國商人在這之後陸續飛抵伊朗。

戰爭沒有結束。就在肖雷落地伊朗的5月8日，還發生了幾起爆炸。但日子要過下去，對“有些習慣了”的伊朗人民來說是，對這些把未來和家當都傾注在伊朗的中國商人們來說也是。

肖雷三天只睡了三個小時，跑了伊朗許多省份，拜訪客戶、礦主。“網絡不好，電話不通，要自己親自跑一趟，看了之後才踏實。”

戰爭對生意的打斷是斷崖式的，但生意恢復卻是系統而緩慢的：機器還在，但工人沒回來；廠房還在，但原料斷了；生產重新啟動，貨物又出不了港。就像檢修一台停擺的機器，他們需要沿著生意的鏈條一環環排查。

● 為了把貨從波斯灣內轉出，林濤一直在迪拜、阿曼和富吉拉幾個地方穿梭。圖源：受訪者

第一個需要確認的是工廠還能否正常運轉，取決於兩個要素：人和原材料。

蔡偉文的工廠在戰時停擺。他的工廠約有150人，大部分是伊朗本地人，約有6名中國關鍵技術工。出於安全考慮，中國工人第一時間回了國。伊朗當地的工人雖然有個別懂點技術，“但不能讓他們長時間地運轉，可能會操作不當損傷設備。”等到5月底，中國技術工才陸續回到伊朗開工。

停產兩個多月，工人的基礎工資和社保必須得交。光是發工資，蔡偉文每個月就要支出四五十萬元。人還沒回伊朗，就先花出去近一百萬。

4月8日停火，正好也是伊朗人結束新年假期的日子。肖雷在國內收到伊朗員工的消息，問他：“老板，我們可以復工嗎？”肖雷開的是洗選廠，技術相對簡單。他想了想說，“你們要復工就復工吧。”

伊朗的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這次回到伊朗，肖雷所在的華聯會做了一次市場調研，訪談了上百戶各個省的伊朗人，得出了戰爭加劇了這一現實的結論。工人想工廠復工，也是出於對失業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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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華人既然到這邊來做生意，這些（人力成本）我們能承擔，也是一種責任。”肖雷說，“他們復工了心裡踏實點，起碼還沒有失業，還有口飯吃。”

等人到齊了，原料又成了問題。

對曹德旺和肖雷所在的礦產行業來說，斷供發生在最源頭。在戰爭中，炸藥廠是美以重點轟炸的對象。但炸藥不僅用來制造武器，也是開采礦山的必要材料。

伊朗目前炸藥極其緊缺，雖然也從其他國家進口了一部分，但像這種軍民兩用的高度管制物資，由國家統一統籌。在資源分配的優先級裡，采礦這樣的生產活動排不上號。

礦山停工，他們買不到可用的礦石，只能靠戰前的一點庫存，勉強維持兩個月。

劉波的LED燈具廠，倉庫已經無貨可賣。工廠生產所需的零部件大多得從國內進口，海運不通，新料進不來，正常情況下，倉庫會滾動儲備約2個月產能的料，但從年初開始，先是伊朗國內動亂，之後是中國春節工廠放假，接著美以伊戰爭，打亂了生產和備料節奏。

“伊朗國內需求很大，我們基本生產出來就能賣出去，最大的問題就是原材料短缺。只能先恢復20%-30%的生產力，至少讓工廠先轉起來。”劉波說。

路費、匯率和說變就變的規則

生產勉強恢復了，但貨還是出不去。

從霍爾木茲海峽走，在這幾個月裡成為了奢望。這些商人們開始四處找路。

有人最先想到中伊鐵路。這條以西安為起點，途經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路線，是戰爭期間少數還在運轉的通道。

但鐵路運力有限，列車單次運量只有約3000到5000噸，和運量動輒數萬到十幾萬噸的大型集裝箱船不在一個量級。劉波的許多客戶本想走鐵路，但一聽說貨需要在貨場排隊一個多月才能上車，也就作罷。

鐵路運輸的價格也在上漲。五月中旬肖雷詢價的時候，一條鐵路運輸櫃的報價已經從3000美元左右漲到了近10000美元。同樣是40尺的櫃子，海運漲價後的價格則是8200美元。

● 德黑蘭鐵路貨場。圖源：受訪者

還有人嘗試走巴基斯坦。4月，巴基斯坦啟用了與伊朗的過境走廊，頒布《2026年貨物經巴基斯坦領土過境令》，允許第三國貨物經其領土運往伊朗。

這條路聽起來可行，但實際操作下來，劉波發現隱形成本遠比想象中復雜。首先是貨物抵達巴基斯坦港口後要向海關繳納一筆3000美金的關稅保證金，貨物到達伊朗後這筆錢才會退款，“但退款速度非常慢。”其次，一路上關口很多，“每個關口都需要額外支付一些費用，最後成本遠遠超出我們可承受的范圍。”

劉波最後找到了一個辦法——走漁船。先把貨從中國發到阿曼，在阿曼港口卸貨，再找漁船的船東，重新分批把貨裝上漁船運進伊朗。目前他有兩個櫃子剛抵達阿曼，正在聯系漁船，“至少之前我身邊同行走漁船沒有被阻攔。”

大型漁船的運力只有約兩三百噸，遠不及集裝箱船，但好處是靈活、不引人注意。他猜測是漁船能通行的原因就是因為運力少，不被交戰雙方關注。“但我停靠的是恰巴哈爾港，阿巴斯港估計還是不行。”劉波說。

這種方式的運輸成本比平時翻了3到4倍。過去從中國直航到恰巴哈爾時效約為18天，現在增加到了45至60天。但比起貨堆在港口每天產生滯期費，或者被甩在陌生港口完全動不了，這已經是他能找到的最優解。

還有一條小眾路線是空運，也是成本最高的一條。大宗商品都不適用，只有史軍做的玻尿酸、補牙材料這類小件高貨值的貿易，才適合走空運。目前運輸成本也比之前高了30%。

路的替代方案找到了，但變數卻遠不止運費。

● 六月初，經歷不同關口的三次加價，這批貨終於抵達了史軍的辦公室。圖源：受訪者

伊朗的通脹率長時間高達50%以上，戰爭又加劇了匯率波動。“特朗普早上放一個好消息說我們不准備打了，裡亞爾兌美元立刻漲了，變成150萬裡亞爾兌1美元；第二天炸彈一炸，裡亞爾又跌了，又變成180萬兌1美元了。”史軍說。

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還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本。戰前，蔡偉文計劃在伊朗新建一家用電量2000kw的中型工廠，申請已經獲批。然而等他再回到伊朗想繼續推進時，建廠的開口費（各種審批、許可、關系協調等前期費用）從戰前的約合20萬人民幣暴漲8倍，變成了160萬人民幣。“他（中間人）的理由就是貨幣貶值了，但是貨幣貶值也沒有貶值這麼多呀。”

他在海關處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出口鐵精粉，過去是5%的增值稅和5%的關稅。短短兩個月，稅率忽然就變成了總計20%。

政策在變，清關規則也在變，這些變動都會變成成本。“和戰前完全是兩碼事。所有的生產計劃、采購計劃，都會受到影響，都要重新調整。對政策的、社會的認知最好都從零開始，不要在某個環節上因為迷信之前的經驗，帶來沒必要的損失。”蔡偉文說。

到現在，沒人能統計出這場戰爭造成損失的確切數字。“反正能撐一天是一天。沒想這麼多，越想越煩，談這個事心裡很糾結的。”肖雷說。

這些還想繼續在伊朗做生意的中國商人，都做好了一切推倒重來的准備。肖雷說，他們已經把這樣的事情當成常態，“心態是第一要素。心態不好，那對所有局勢的判斷都會錯誤。”他說華人圈還經常講一個笑話，“到伊朗做生意，首先要變成神經病。”

“以前掙的錢，也確實是在伊朗掙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走？

答案或許藏在周期更長的賬本裡。“在伊朗雖然也踩了很多坑，但之前掙的錢也確實是在伊朗掙的。”蔡偉文說。

2004年，林濤就聽到消息稱迪拜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商品銷售往伊朗。他第一次知道伊朗是一個面積大、人口多、需求旺盛的國家。“整個中東其他（國家）都只有兩三千萬人口，但伊朗當時有七千多萬人口，並且在當時消費能力是比較強的，人均收入比中國高。”他一直想進入這個市場，但因為當時信息渠道閉塞，加上擔心政局不穩，他等了三年。

2007年林濤來到伊朗，和人合伙在靠近伊拉克的阿巴丹（Abadan）建了一個“中國城”樣的小型中國商品市場。但到2010年，聯合國通過決議對伊朗進行史上最嚴厲制裁，美國開始用美元體系的主導地位將伊朗逐步排斥出全球金融系統。

2012年，伊朗被踢出SWIFT國際支付體系。林濤至今記得那時爆發的銀行擠兌，當天外匯開盤時匯率約195土曼（伊朗長期存在兩套貨幣單位，2020年貨幣改革前，土曼是民間使用的貨幣，1土曼=10裡亞爾）兌1元人民幣。僅僅過了兩個半小時後收盤，土曼就貶值了3倍。

這一天所有伊朗人都沖進銀行，擠在櫃台前，爭先恐後地想要把手裡的錢轉出去或是兌成外匯，晚一分鍾，可能都是巨大的損失。

從那時起，伊朗經濟每況愈下，人們手中的鈔票一夜之間變成廢紙，生活水平和購買力也大不如前。“中國城”最後沒能繼續做下去，歇業關門。

2016年，伊核協議生效，中國和伊朗結成了全面戰略友好關系，宏觀環境上的好轉讓林濤看到了希望。他轉而來到格什姆自貿區，做鞋帽等紡織品等進出口生意。

好景不長，2018年特朗普執政，美國退出伊核協議，恢復種種制裁。林濤一看，貨幣又開始大幅貶值，便決定在已經穩定的進出口業務外找找新的出路。伊朗海岸線長，漁業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又低，於是他和別人又一起合伙辦了個水產品加工廠，主要出口到周邊的南亞國家，一直做到現在。

● 德黑蘭城景。圖源：受訪者。

在伊朗呆了十多年，不會有人比他們更了解伊朗營商環境的復雜。但這種復雜也是門檻。

“如果覺得這個風險承擔不了，去東南亞也行。東南亞做生意方便，但那個地方中國人（的競爭）也就特別激烈。”史軍說。他有一個原本在伊朗一起做生意的朋友，在經歷過這次戰爭之後，決定離開伊朗去印尼發展。

還有一部分人相信，風險和機會是硬幣的兩面。經歷過重創的伊朗，即將面臨如何重建基礎設施和社會秩序的問題，這其中就蘊藏著商機。

“伊朗是這樣，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肖雷說。

雖然暫時貨還出不了港，但他的生產計劃不減反增，“反正錢放著也是貶值，不如換成貨。”他想，等到恢復正常的那天，必將出現巨大的需求缺口，他要提前做好准備。

他還看到，和他同一時間去往伊朗的不僅有像他這樣的工廠主，還有去考察的人。“一些人很看好伊朗這個市場，都想過來幹第一波；還有一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來親眼看看這裡的情況，分析分析，回國立馬買股票，賺翻了。”

林濤對這些躍躍欲試的新人保持著謹慎。“首先伊朗是一個很保守的國家，很多項目可能不一定會願意給外國人；其次你要搞基建，錢從哪來？有人說能源換基建，但在伊朗這樣的地方，（商務）談判可能就會耗很長時間。”

“哎，反正不好說，伊朗的事情全部都不好說。”

6月15日，美伊達成和平協議，雙方正式的簽署儀式定於6月19日在瑞士舉行。對於身處沖突中央的這些中國商人來說，他們還沒有切實感到變化發生。“估計還得等局勢徹底明朗。”劉波說，他提前預定的5萬噸的散貨船，還在等待海峽開放後發船。被拋在港口的貨，也沒有動靜。

“但是不管咋樣，這是好消息。”林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