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網、停航、虧百萬,中國商人重回伊朗

2026-06-19 | 來源: 鏡相工作室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還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成本。戰前，蔡偉文計劃在伊朗新建一家用電量2000kw的中型工廠，申請已經獲批。然而等他再回到伊朗想繼續推進時，建廠的開口費（各種審批、許可、關系協調等前期費用）從戰前的約合20萬人民幣暴漲8倍，變成了160萬人民幣。“他（中間人）的理由就是貨幣貶值了，但是貨幣貶值也沒有貶值這麼多呀。”

他在海關處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出口鐵精粉，過去是5%的增值稅和5%的關稅。短短兩個月，稅率忽然就變成了總計20%。

政策在變，清關規則也在變，這些變動都會變成成本。“和戰前完全是兩碼事。所有的生產計劃、采購計劃，都會受到影響，都要重新調整。對政策的、社會的認知最好都從零開始，不要在某個環節上因為迷信之前的經驗，帶來沒必要的損失。”蔡偉文說。

到現在，沒人能統計出這場戰爭造成損失的確切數字。“反正能撐一天是一天。沒想這麼多，越想越煩，談這個事心裡很糾結的。”肖雷說。

這些還想繼續在伊朗做生意的中國商人，都做好了一切推倒重來的准備。肖雷說，他們已經把這樣的事情當成常態，“心態是第一要素。心態不好，那對所有局勢的判斷都會錯誤。”他說華人圈還經常講一個笑話，“到伊朗做生意，首先要變成神經病。”

“以前掙的錢，也確實是在伊朗掙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走？

答案或許藏在周期更長的賬本裡。“在伊朗雖然也踩了很多坑，但之前掙的錢也確實是在伊朗掙的。”蔡偉文說。

2004年，林濤就聽到消息稱迪拜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商品銷售往伊朗。他第一次知道伊朗是一個面積大、人口多、需求旺盛的國家。“整個中東其他（國家）都只有兩三千萬人口，但伊朗當時有七千多萬人口，並且在當時消費能力是比較強的，人均收入比中國高。”他一直想進入這個市場，但因為當時信息渠道閉塞，加上擔心政局不穩，他等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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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林濤來到伊朗，和人合伙在靠近伊拉克的阿巴丹（Abadan）建了一個“中國城”樣的小型中國商品市場。但到2010年，聯合國通過決議對伊朗進行史上最嚴厲制裁，美國開始用美元體系的主導地位將伊朗逐步排斥出全球金融系統。

2012年，伊朗被踢出SWIFT國際支付體系。林濤至今記得那時爆發的銀行擠兌，當天外匯開盤時匯率約195土曼（伊朗長期存在兩套貨幣單位，2020年貨幣改革前，土曼是民間使用的貨幣，1土曼=10裡亞爾）兌1元人民幣。僅僅過了兩個半小時後收盤，土曼就貶值了3倍。

這一天所有伊朗人都沖進銀行，擠在櫃台前，爭先恐後地想要把手裡的錢轉出去或是兌成外匯，晚一分鍾，可能都是巨大的損失。

從那時起，伊朗經濟每況愈下，人們手中的鈔票一夜之間變成廢紙，生活水平和購買力也大不如前。“中國城”最後沒能繼續做下去，歇業關門。

2016年，伊核協議生效，中國和伊朗結成了全面戰略友好關系，宏觀環境上的好轉讓林濤看到了希望。他轉而來到格什姆自貿區，做鞋帽等紡織品等進出口生意。

好景不長，2018年特朗普執政，美國退出伊核協議，恢復種種制裁。林濤一看，貨幣又開始大幅貶值，便決定在已經穩定的進出口業務外找找新的出路。伊朗海岸線長，漁業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又低，於是他和別人又一起合伙辦了個水產品加工廠，主要出口到周邊的南亞國家，一直做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