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致莫言先生的公开信,文学家身份与无法逃离的责任

莫言先生：

我是您的读者，家里书柜有十来本您的小说。我对您并非道听途说式的了解，而是认真读过作品，也被您文章被打动过。前些年网络上民粹力量攻击您时，我还多次在微信群替您做过辩解。我介绍您有天才般叙事能力，并推荐过您的多部作品，说您的文字有逼人的力量，您笔下那些扭曲的人性，苦难的灵魂，震撼人心。正因为有这样的阅读情感，今天这封信，我才不得不写。

2026年6月5日，您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领取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几天后，在莫斯科举办新闻发布会，后来又赶往肖洛霍夫的故乡维申斯克镇进行文学寻根。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去俄罗斯参加文学活动，按说这没什么，作家游历，文学溯源，这本来很正常。但当您在莫斯科的宴席上举杯的时候，乌克兰人正在战死，炮弹、导弹、无人机、坦克，每一天都有无数生命在战场上死亡。

作为军旅作家。您对中国的近代史肯定理解的比我全面，您必然读过关于抵抗的文献，也必然理解什么叫做弱国如何对抗强敌，知道那种处境下人们的选择意味着什么。您笔下的高粱地里流过无数人的血，您笔下的妇女被强暴，土地被掠夺、城市被摧毁，那些故事之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它们源自一个被勤掠、被蹂躏的民族的集体记忆。

现在乌克兰就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一个小国，面对一个核武大国的入侵，选择了抵抗。这听起来像是某部伟大文学作品的开篇，当然它是非虚构的正在发生的现实。乌克兰的士兵，正像您小说里的那些高密老乡一样，拿起武器去对抗一个看起来不可战胜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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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我问您一个问题。抗战年代，当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华北大片地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世界级影响力的文人界人士，去了东京帝国文化会馆，参加了一场颂扬日本文学的活动，随后日本记者的陪同下参观了日本的古寺和神社，这样的事情在当时中国会激起什么样的舆论？您心里应该很清楚。

您也许会辩解，说自己只是去参加文学活动，正常的文化交流而已，跟政治没关系。但我认为，一切跨国文化交流都是与政治强相关，这类文化交流，依附于谁发起了邀请？具体有谁出席？还有谁发表演讲？这些都基于现实政治的提前安装。一个国家投入外交资源邀请有声望的外国文化人物来访，它本质就购买政治叙事，用对方的名誉，为本国的合法性背书。比如，冷战时期的文化外交，各国外交部设立的"文化年"、"友好城市"、"作家互访"等等，这些都是政治意志的直接延伸。国家之间关系一旦发生根本性变化（冲突或和好），文化交流的渠道总是第一个被收紧或重启的对象，这恰好证明，跨国文化交流从未真正独立于政治之外存在。

具体要求到俄乌战争，一个国家的军队在邻国土地上杀戮的时候，该国的文化机构邀请了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您同时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身份），这份邀请本身就是政治安排。它等于在说：看，世界上像莫言这样的文化人物仍然愿意来我们这里，这说明我们国家仍然是文明的，是值得尊敬的。您接受了这份邀请，就成为了这份政治叙事的一部分。您的名字，您诺奖的光环，都被用来为一个正在进行勤掠的国家进行文化漂白。

您是聪明人，这点道理，您不会不懂。

您是北方人，肯定知道俄罗斯近代史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割地、赔款、勤掠以及羞辱。1858年的《瑷珲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俄罗斯用刺刀和火枪从我们手里夺走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海棠血泪，这些历史，按理说该刻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头里。近代史中国两大外患，一个是苏俄，一个是日本，我们苦难的根源都是他们带来的，前者带来的苦难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