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 Google前CEO訪華後重估中美AI競賽中美態度不同

2026-07-14 | 來源: DeepTech深科技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1811 年，英格蘭中部的紡織工人沖進工廠，砸毀新式織布機，抗議機器搶走他們的飯碗。這場後來被稱為“盧德運動”（Luddite Movement）的抗爭持續了好幾年。英國政府調動軍隊鎮壓，將破壞機器列為可判死刑的重罪，多名參與者被絞死，更多人遭到流放。機器當然沒有被擋住，但技術替代引發的失業、沖突和政治回應，延續了很多年。

200 多年後，這個名字出現在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場合。

上個月，Google 前 CEO、現任 Relativity Space CEO 埃裡克·施密特去了一趟中國，見了一圈科技公司高管。在 7 月 11 日他和中國及 AI 政策研究者 Selina Xu 合寫的《紐約時報》文章裡，他記下了一個印象很深的細節：一名中國 CEO 當面對他說，寧可讓 AI 增長慢一點，也不願重演盧德運動。

在硅谷，施密特大概很難從一家正在參加 AI 競賽的公司那裡，聽到如此直接的減速主張。

過去幾年，硅谷的主流敘事是加速。“e/acc”（有效加速主義）從一小群技術樂觀派的網絡暗號，變成了半認真、半挑釁的行業信條：技術進步天然具有正當性，快意味著領先，慢意味著把機會讓給別人。Marc Andreessen、Y Combinator 的 CEO Garry Tan 都曾公開把“e/acc”寫進社交媒體簡介。投資人和創業者甚至用“builder”與“doomer”劃分陣營：一邊是造東西的人，另一邊是擔心失控、拖慢進步的人。

硅谷當然也有安全研究者和監管支持者。可在商業競爭中，獎勵始終屬於更早發布模型、更快搶占用戶、更敢於投入算力的公司。在這樣的氣氛裡，“也許應該慢一點”可以是一項安全主張，卻很難成為一家公司的經營原則。

施密特在中國見到的企業家，不止一個人在說“慢一點”。有人不願過於激進地用 AI 替換員工，有人擔心 AI 一旦造成社會不穩定，整個行業都會被收緊。

這些人並不是技術上的保守派。他們經營的公司在過去兩年的 AI 競賽中打得很凶：DeepSeek、智譜的開源模型在多個基准測試上追平了閉源對手；豆包在 2026 年春節營銷戰期間一度突破 1 億日活躍用戶；百度的無人駕駛出租車已經進入十幾座城市，並繼續向海外擴張。技術能力和商業野心都不缺。可施密特認為，在“要不要全速推進”這件事上，他們表現出了一種硅谷同行身上不太常見的克制（盡管他們也同樣處於一種 FOMO 的情緒中）。

這份克制不完全是商業策略，也是經驗。過去幾年，中國科技行業經歷過一輪完整的擴張與收縮周期。施密特認為，這一代中國企業家比硅谷同行更清楚：一個行業跑得太快、動靜太大，讓太多人覺得自己成了技術進步的代價，最終減速的會是整個行業。

那名引用盧德運動的 CEO，所表達的也不止是“自我保護”這麼簡單，他的潛台詞大概是：技術部署的節奏，和技術能力同樣重要。工業革命的紡織機沒有錯，可它進入工廠的速度超過了當時社會吸收失業和利益調整的能力，結果是暴力沖突，以及此後漫長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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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技術方向是對的，速度失控，結果也可能走向反面。

這個判斷與硅谷加速主義的假設正好相反。流行版本的 e/acc 相信，技術進步會創造新的需求、崗位和社會制度，眼下只管向前跑，社會遲早會追上來。中國這批企業家的判斷更謹慎：社會未必能及時跟上；一旦掉隊的人足夠多，他們砸爛的可能不是機器，而是你的公司。

兩種思路的分歧不在於對技術有沒有信心，兩邊都很有信心（當然，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慢”也是因為算力、模型水平等現實約束也在替企業踩刹車）。真正的差別，是如何估計社會的彈性。硅谷更相信社會撐一撐就能適應，中國企業家則對這個過程保持警惕。

施密特引述了 7 月初的一件事作為注腳。字節跳動的豆包和阿裡的通義千問幾乎同一天宣布下線智能體功能，虛擬男友、虛擬閨蜜、角色扮演類AI應用統統關停。一個被證明有用戶粘性的產品方向，說停就停了。行業確實在做減法。

恰恰是在這種不斷做減法的環境裡，中國公眾對 AI 的態度出奇地好。

斯坦福大學《AI Index 2026》的數據是：84% 的中國受訪者對使用 AI 的產品和服務感到興奮。中國是調查中興奮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

美國那邊的數字方向卻完全相反。

蓋洛普 2025 年的調查顯示，80% 的美國成年人支持維持 AI 安全和數據保護規則，即使這意味著發展速度變慢。民主黨和共和黨選民在這一點上罕見地接近。

恐懼已經落到具體的生活裡。蓋洛普 2026 年 3 月的調查顯示，71% 的美國人不希望自家附近建設 AI 數據中心，這個比例甚至高於反對在附近建設核電站的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