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力工专栏: 非洲大湖区灾难背后的资源争夺战

2009-12-29 | 来源: 北美中文网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俞力工

　　1994年，卢旺达发生近百万人口牺牲的大屠杀事件之后，国际上一直流行着如下观点，“卢旺达以胡图族为主体的前政府于1994年有计划地对少数民族图西族进行长达90日的屠杀。彼时，联合国见死不救，美国也由于前一年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受挫而拒绝干预。图西族成功夺取政权后，逃窜至刚果（金）东部的胡图族武装力量（ “解放卢旺达民主阵线”，FDLR ）继续骚扰卢旺达，因此卢旺达新政府军队深入刚果（金）扫荡胡图流寇，而引发9个非洲国家介入的两场非洲世界大战。”

　　1994年卢旺达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当年4月6日，一架载有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布隆迪总统西普瑞安•恩塔里亚米拉（Cyprien Ntariyamira）和若干其他政要的专机，遭地对空导弹击落。此消息传出后，局势原就紧张的卢旺达顿然失控，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滥杀行动。

联合国的反应与调查结果

　　该事件发生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随即委托颇具声望的美国政府非洲问题顾问格松尼（Robert Gersony）前往卢旺达进行调查。除此之外，安理会于同年11月将此事件定调为“种族灭绝”事件，同时决定成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CTR，以下简称“国际法庭”），以便对肇事人进行法律追究。

　　格松尼于1994年8、9月间抱着同情图西新政府的心态前往卢旺达，然而经过实地调查，却提出了出人意表的结论。格松尼举出，1990年至1994年之间，以图西族为主的叛军，即卢旺达爱国军（RPA），曾对卢旺达境内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进行屠杀。甚至在1994年夺得政权后，4个月之间，不断在境内大规模排除异己，杀害25000至40000人，其中绝大多数为胡图族难民。

　　该调查报告显然与上述“主流观点”南辕北辙。突然间，始作俑者似乎不是胡图族主导的卢旺达前政府，而是图西族叛军；至于1994年进行大屠杀或“种族灭绝”的凶手，至少也包括图西叛军和图西族新政府，而不是由胡图族或前政府承担全部责任。难民事务办事处接获此报告后，即暂时中止了将流亡刚果的胡图族难民遣返卢旺达原居地的计划。

　　继格松尼的调查报告提出后，陆续还出现过内容近似的德国著名非洲问题专家斯特里克（Helmut Stricke）的调查报告。然而，这一系列事体似乎均不能引起国际视听，更无法动摇上述“流行观点”于丝毫。

　　2008年12月18日，国际法庭经过长达13年的调查与审理做出裁决，即卢旺达前政府的军事首脑被告方并无预谋种族灭绝嫌疑；此外，1994年卢旺达事件被告方将领所采取的行动属于战争条件下的行动（大意）。同一裁决虽然给与若干前政府军事领导人刑期不等的惩处，但其主要罪责在于“疏于约束手下进行滥杀”，而不是亲自策划、从事犯罪。如此的判决，等于是给卢旺达前政府颁发了一张无罪证明。（注1)

众所周知，卢旺达国际法庭的设立，曾受到美国政府的一手推动，其庞大经费也长年靠美国资助，如今却做出与“美国定调”不合拍的结论，自然引起国际观察界的瞩目。更让美国政府难堪的是，国际法庭、联合国与美国国务院近年相继解密的资料，完全推翻 “主流观点”。

图西族一方的责任

　　那么，这些年究竟揭发了些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首先，时任“联合国维护和平业务部主任”的安南（后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刚成立的国际法庭，于接获格松尼报告后，便一方面把该文件归档为“机密文件”，同时还要求格松尼不再提及该调查报告的存在。（注2）除此之外，为使图西族所组的新政府能够安然执政， 1994年9月间，安南与美国外交官艾特沃德（Brian Atwood，美国国防发展委员会主任，）要求卢旺达外长纳吉吉马纳（J.M. Ndagijimana）予以配合，掩盖新政府、卢旺达爱国军以及其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e）所犯下的罪行。纳吉吉马纳则认为，数月前发生的大灾难两大民族俱有牺牲，不能定性为“胡图族屠杀图西族的种族灭绝事件”，同时又无法容忍新政府继续滥杀无辜，而决定辞去外长职务流亡法国。（注3）数年后，即2007年，那位美国外交官艾特沃德也坦陈，虽然美国国务院并不知情，但国防部早在1990年之前便已开始支持卡加梅。

　　卡加梅于1961年3岁时随亲人流亡乌干达。年长就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University of Dares Salaam）期间，与乌干达现任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结为同窗好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卡加梅即开始组织流亡乌干达的卢旺达图西族难民，协助穆塞韦尼发动游击战，试图推翻乌干达前政府。1979与1986年，穆塞韦尼又先后在图西族与坦桑尼亚政府协助之下军变成功。此后乌干达新政府便延聘已入籍乌干达的卡加梅担任乌干达情报局局长职。1980年代末，卡加梅与若干图西族叛军领袖一道，前往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接受军事训练。1990年却突然离开训练营（ U.S. Army War College at Fort Leavenworth， Kansas）奔赴乌干达，并率领以流亡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为主力的“卢旺达爱国军”（有2万人之众）向卢旺达发动进攻。当然，此次军事行动也获得拥有美国装备的“乌干达卫国军”的积极配合。

自1990年起，卡加梅不断对卢旺达进行军事攻击，且先后在所经之地肆意杀害胡图族人，以至于在1994年大屠杀发生之前，造成近百万流离失所的胡图族难民投奔首都基加利市。与此同时，即1993年10月，布隆迪的民选总统恩达达雅（Melchior Ndadaye，胡图族人）为当地图西族所控制的军队杀害。此事发生后引起内战，图西族军人在内战中占尽优势，又迫使近百万布隆迪的胡图族投奔卢旺达。不难理解，当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的座机遭击落时，卢旺达原已难以控制的乱局（失业率高达84%），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军队、派系、族群、宗教团体间的互相滥杀行为。

另一桩鲜为人知的情节是，1993年2月卡加梅的部队曾一度逼近首都基加利市，最后还是在法国伞兵的干预下才遭击退。此后经过美、法、非洲统一组织的斡旋，于1993年8月4日签订了“阿鲁沙和平协议”（Arusha Accord，主张反叛军转型为政党）。会议期间，卡加梅在战争学院的同班同学马尔利少校（Major Anthony Marley）非常“凑巧”地参加了谈判，谈判中又取得了“撤消法国、比利时军事顾问，由安理会指派的权限极为有限的军事顾问取代之”的结果。次年，当卡加梅部队势如破竹地攻占全国时，卢旺达政府完全处于孤力无援状态。

　　卡加梅于1994年7月初成功夺取政权后，便以“受害人”自居，并在“主流观点”的护航下，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因之成为非洲新秩序的“新发言人”（名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笔下所讥讽的“新话语”，new speak，的发言人）。此后，凡其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似乎只要抬出“受害人”招牌，便能取得一切谅解。走笔至此，进一步介绍联合国与若干司法当局的态度之前，有必要详细论述1996年起，以扎伊尔为战场，所形成的冗长又残酷的两次“非洲世界大战”。

充当美国打手的蒙博托与其下场

　　刚果（金），或称刚果民主共和国，1970年至1996年之间的国名为扎伊尔，1960年摆脱比利时殖民统治取得独立。该国的遭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刚取得独立的许多新国家大同小异，即部分资源丰富地区（如刚果南部的加丹加地区，Katanga），或关键企业、经济命脉，仍旧牢牢控制在前殖民当局或西方大企业的手中。为求主权完整，这些新独立国家向西方国家求助无门，转而争取东欧共产国家的支援。鉴于此，便给了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反共”、“反颠覆”的借口，积极向这些地区亲西方的军阀、独裁提供大力援助。第一任总理卢蒙巴（P. Lumumba）在位不及4个月，即在一场美国中情局与蒙博托（J. Mobutu）联合设计的政变中被俘，并随即送入加丹加叛军虎口而遭活活打死。

　　此后，蒙博托辗转主政，一方面冒充为“卢蒙巴精神”（独立自主）的后继人；一方面，透过独裁手段，敛取巨大国家财富于私囊（1980年代中期个人财富相当国家债务总合的40亿美元）；一方面，四下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对周边“亲共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如打击南非、安哥拉、罗得西亚的进步力量），直到1996年遭美国遗弃为止。美国势力的介入，取代了比利时的影响力，也同时意味着比利时的后台，即法国势力在非洲法语区的逐步退却。

　　殖民时代之前，刚果东部地区原就有一些图西族居民（自称为Banyamulenge，有别于来自卢旺达的图西族新移民Banyarwanda）。殖民主义时代，比利时当局为扩大开矿能力，曾将卢旺达地区的部分图西族人口转移至刚果地区。待卢旺达独立后，其境内又发生过许多次民族冲突事件，导致大批图西人口流亡扎伊尔。鉴于此，扎伊尔境内图西族的政治地位与国籍问题，一直是民粹派政客玩弄族群纠纷的话题。蒙博托执政时期，对图西族颇具反感，因此当1994年卢旺达的图西族取得政权后，他对前来投奔的卢旺达胡图族难民（与刚果的多数民族同属班图人）相当宽容。

　　此际，蒙博托万没料到的是，冷战业已结束，美国的非洲政策已从“反共”、“反颠覆”转向 “反恐”、“反伊斯兰”。其次，非洲大多国家已纷纷见风转舵向西方倾斜，因此，蒙博托的利用价值也相对降低。更何况，美国早已对他摇摆在美国与法国之间的投机倒把行为感到厌烦；再者，“争取中间地带”的传统战略也为“控制战略资源”所取代，而扎伊尔的丰富资源则成为大家觊觎的目标。

　　美国为了达成控制非洲大湖区的战略目标，为了围堵伊斯兰教国家，已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有计划地支持非洲基督教势力，而扶持图西族，正是该战略部署的切入点。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蒙博托流亡后，新领导人卡比拉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虽然宗教上属于基督教文化圈，但该政府的反对图西族立场，自然成为美国战略部署的障碍，同时该国巨大矿产资源，也必须假手卢旺达、布隆迪以及乌干达的力量，来确保源源不断的供应。

“第一次非洲世界大战”与卡比拉

　　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1939-2001）年轻时代为刚果国父卢蒙巴（P. Lumumba）的追随者。1965至1985年之间，数度对蒙博托政府发动政变均告失败。1977年曾就读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与同为校友的乌干达现任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卢旺达现任总统卡加梅、坦桑尼亚现任总统贾卡亚•基奎特（Jakaya Kikwete）、苏丹南部叛军领袖约翰•加朗（John Garang，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埃塞俄比亚现任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结为好友。

　　1990年代初，朗.卡比拉辗转奔赴乌干达，与1986年协助约韦里•穆塞韦尼夺取政权的图西族“卢旺达爱国军”（即卡加梅所领导的RPA）又结为同盟。1994年，图西族已在卢旺达建立新政权，但却与扎伊尔境内的胡图族武装力量（FDLR）冲突不断，因此早有进兵扎伊尔的打算。1996年11月，蒙博托推行民粹主义政策，突然发布“驱除图西族”命令，而引起境内图西族的武装反抗。此时，蒙博托丝毫没意识到，境内各个图西族组织早已通过外援，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卢旺达新政府依仗美国的支持，以“扫荡扎伊尔境内的胡图族流寇” 为借口，实际上却抱着“重划两国疆域，把扎伊尔境内图西族传统生活圈（东部地区）划进卢旺达领土”目的，与乌干达、布隆迪（该国的图西族居统治地位）、安哥拉和朗.卡比拉领导的刚果叛军一道，同组“解放刚果民主力量联盟”（ADFLC），向蒙博托政府军发动全面进攻。半年之后，蒙博托战败出走，不及数月便病死摩洛哥。 “第一次非洲世界大战”由此宣告结束。

朗.卡比拉的转向与“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战”

　　1997年5月19日，朗.卡比拉进驻首都金沙萨成立新政府，并改国号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然而，朗.卡比拉却必须为这场依靠外力，尤其是以图西族为主力的战争付出高昂代价。简言之，外籍兵团组成的胜利之师，除了在街头巷尾耀武扬威、胡作非为之外，新政府的许多要职也必须让与图西族人担任，诸如总司令、外交部长、国安局长，俱为图西人所囊括。更加严重的是，卢旺达、乌干达两国，非但不撤军，甚至还纠结地方势力，大肆掠夺占领区的贵重矿产。刚果（金）素来有“矿产博物馆”的称誉，盛产黄金、白金、钻石、钴、钽铁矿、铁、石膏、石灰石、磷酸盐、锰、石油、铜等等，水利资源也是举足轻重。据估计，其全国矿产总价值相当27兆美元。除此之外，这次战争卢旺达虽然提出的理由是歼灭胡图族流寇，但图西族士兵却一路上滥杀胡图族难民，使得卡比拉必须面对国际舆论压力。

1998年7、8月之间，朗.卡比拉决定解除政府内图西族高官的职务，同时也要求卢旺达、乌干达即刻撤军。该要求提出后，不到一星期，境内的图西族再度叛变，于是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又组联军向刚果（金）展开进攻，并迅即占领该国的东部、西部、西南部与机场。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卢旺达的主力由其总司令卡巴雷伯（James Kabarebe）率领。战争结束后，便逗留在刚果（金）担任国防部长。待1998年卡比拉撤其部长职务后，便担任联军总司令攻打卡比拉。第二次战争的和平协议签订后，即回返卢旺达继续担任总司令职至今。（注4）

卢旺达、乌干达与布隆迪的侵略行动顿时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数星期后便演变为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乍得、苏丹支持卡比拉一方，而卢旺达、乌干达、布隆迪结合为侵略方的“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战”。

　　2001年，朗.卡比拉于战争胶着期间为手下刺杀，其领导地位由曾在中国受过训的儿子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 ）接替。小卡比拉执政后处境毫无改善，直到今日，缺少一个足以自卫的国防军始终是该国最大隐患。

　　令人感慨的是，1970年代，当许多非洲知识分子云集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时，多少算是受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理想主义青年。寻求国家独立过程中，他们互相间也的确相濡以沫、彼此支援。但是到了1990年代国际共产阵营分崩离析之机，许多“理想主义者”便逐步蜕变为“投机政客”，同志间非但反目相向，甚至卷入资源争夺战。

“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战“的后果与现况

这次战争，对战局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交战方，首推具有27年内战经验的安哥拉政府军。由于它的积极干预，才能把卢旺达与乌干达的侵略军驱赶至刚果（金）的东部与东北部。此外，各个侵略军与其刚果境内的“地方同盟”（蒙博托余党、各地军阀、若干少数民族与部落，包括一些匪盗集团），多志在夺取矿区的控制权，因此互相间拼斗的现象极为频繁。尤其是各方主力集中于刚果东部、东北部之后，摩擦冲突更是习以为常，甚至在图西族武装力量之间，卢旺达与乌干达部队之间（1999年夏），也数度发生交战事件。（注5）

此后，饱受战争摧残的刚果人民，越发对外国侵略者表示反感，部分图西族叛军也出于疲惫和厌战而投靠卡比拉政府，于是乎，这场于1998年开启的第二次战争，不得不于2003年通过和平谈判趋向缓和。尽管如此，和平条约签订后，无论是卢旺达一方，或乌干达，仍继续直接或间接维持局部地区的占领，也继续对各种矿产进行掠夺。2001年，联合国的专家调查小组便曾对该两国的掠夺资源行为提出谴责，并要求联合国予以制裁。2005年，国际法庭也作出“乌干达侵犯刚果（金）主权”的裁决。卡比拉政府据此向乌干达政府提出了1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

综合各方的调查与报道，两次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在500至800万之间。（注6）牺牲者绝大多数为难民或无辜百姓。例如，东北部的“刚果民主运动”，即乌干达与卢旺达支持的图西反叛军（RCD），几乎将当地俾格米土著（Pygmies）消灭殆尽。基于此，一些观察家指出，与1994年卢旺达事件相较，真正的种族灭绝事件其实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尽管西方媒体对如此大规模的伤亡事件尽量低调处理，毕竟战争期间曾有许多国际援助机构在各个地区活动，因此由中立机构提供的现场录像纪录和书面报告，在网络上仍可查阅得到。（注7）

除了滥杀之外，强奸妇女可说是大湖区战争的特色。据2004年的调查报告，当年强奸案例即达50000起。直到今日，即2009年，东部地区每3个月遭强奸的妇女仍有5000人之多。

　　难民也是这两次战争造成的严重问题。据调查，先后出现的难民人数即超过一千万。许多军事冲突虽然规模有限，交战方伤亡人数也不过百余人，但却可造成数十万的难民人数。原因是，大多参军士兵，包括政府军，多无薪饷可领，于是掠夺老百姓财产、逼迫老百姓充当矿奴，便成为最佳生财捷径。迟至2009年，东部地区动辄引起数十万居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事件还经常发生。

　　2003年和平条约签订后，尤属卢旺达军头洛朗•恩孔达（Laurent Nkunda）部队（CNDP）在南、北基伍省的滥杀行为最激烈。2006年国际法庭即开始对他的一系列罪行进行调查。2008年，该部队还曾逼迫十所中学的男学生参军，女学生则成为部队的性奴隶。该年年底卡比拉政府军以“剪除胡图流寇（FDLR），消灭流窜在刚果东北部的乌干达圣灵抵抗军（LRA）”作为交换条件，促使卢旺达当局把恩孔达调遣回国。另据报道，卡比拉政府为求安宁，已与卢旺达签订秘密条约，在基伍省推行“联合管理”。这意味着，自1998年以来为维护主权完整所做的努力有了松动。起码，卢旺达今后将对基伍地区的军事与矿权拥有“合法”的支配权。所谓“刚果（金）东部”，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较确切的比拟是，卢旺达目前在该国东部所占领的领土相当本国15倍大；驻扎的兵力相当刚果政府军的4倍（注8）；此外，两地的经济也已结为一体。

　　目前基伍地区实际上仍处于混乱、无政府状态。以黄金开采为例，年产量应当高达数十吨，但政府能够征集的税收，只相当一公斤的市场售价。不仅仅是黄金，许多其他稀有金属均大同小异，要么是让一些国际开采公司独自经营，并通过贿赂税务官员的手段，交缴不及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注9）大多矿产则通过各种私下管道，经卢旺达、乌干达、肯尼亚，或空运，或海运出口。

　　就本年初刚果（金）与卢旺达、乌干达的联合“剿匪”军事行动而言，恩孔达领导下的6000名“卫民议会军” (CNDP），约有半数仍逗留在戈马市（Goma）东部的马西西（Masisi）森林地带，另有一部分加入刚果政府军的行动，对胡图流寇进行扫荡。

　　胡图族的“卢解阵线”（FDLR），兵力估计也在6000人左右。由于设在北基伍的根据地受到刚、卢联军的攻击（造成30多万难民），便流窜至南基伍，也因此使南基伍地区原有的6万多难民激增至60多万人。刚果政府虽然一年来频频发出捷报，实际上离“肃清”还路途遥远。据最近的报道，东部地区甚至还驻扎了一些安哥拉与乌干达军队。此外，还有消息传出，“卢解阵线”准备东山再起，正在布隆迪招兵买马。（注10）目前除了南、北基伍省之外，伊图利省（Ituri）东南部，加丹加的东部均属动乱地区。

不论如何，图西叛军的敌对行动的中止，以及恩孔达的遣返卢旺达，对安定局势起了很大作用。起码，刚果政府减轻了一个强大军事压力。据报道，本年3月下旬，图西叛军组织与刚果政府签订条约，取得了合法政党地位，政府则放弃对其成员进行报复和追究。

恩孔达自诩为传教士，与美国的新教组织“五旬节运动”(Pentecostal movement) 关系密切（该教派在南非有很大影响力）。近年来，视频上经常出现恩孔达及其军队的坦克车装备，其战斗力之强，的确让刚果政府束手无策。非洲大陆除少数国家外，根本不具备重武器生产能力，然而若干地区，如索马里、大湖区、苏丹等，竟如此经年累月地经受战争消耗，反映出这些资源丰富地区的军火来源不断，更反映出这些战争多具代理性质。

参战国家的考虑：卢旺达与布隆迪

　　卢旺达图西族新政府1994年取得政权时，大批参与屠杀的胡图族 “战友会”成员（Interahamwe）随着百万难民潜逃至扎伊尔，此后又不断在难民营招兵买马，兵力一度扩充为近万人之众的 “卢旺达解放阵线”（FDLR）。因此，1996年卢旺达政府军打着“剪除凶手”旗帜进兵扎伊尔时，其行动似乎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随着媒体开始报道卢旺达政府军与扎伊尔境内图西武装力量也同样地手段残酷、滥杀无辜，尤其是蒙博托政权崩溃之后，依然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非法占领，甚至大规模盗窃该国的宝贵资源，其合理性便广受质疑。

　　图西族于何年代由非洲北部南迁至大湖区，如今似无学术定论。然而殖民主义时代之前，图西族在卢旺达、布隆迪一带处于上层地位却是无可置疑。十九世纪，比利时殖民当局透过图西族对其他民族进行管理，一是利用图西族原属社会上层的方便，一是认为其“血统”与欧洲人较接近，于是乎，到了1958年左右，90%以上的高级行政职务均由图西人担任。

殖民时代之前，如按生活方式划分，图西族以畜牧、贸易居多，而胡图族多为农民。但是，两族间通婚一向极为频繁，无法单单从相貌、体态特征来区分其族群归属。再者，社会地位的不同也往往与社会分工相适应，不能视为一个是压迫民族，另一个为被压迫。因此所谓“民族意识”、“民族认同”，多系近百年形成的“新思维”。卢旺达境内山丘林立，有50万之多。传统上，人们只有家乡（即“来自何山丘”）观念，而不是强调归属哪个族群。这说明历史上卢旺达内部的民族隔阂与纠纷，远远不及西方媒体的夸大。该情况与苏丹，甚至阿富汗、伊拉克都极为相似，即本地人对教派、民族意识并非如此执着，即便偶有冲突，多能审时度势、适可而止。反倒是二十世纪以来，经外界挑拨、渲染、供应大量军火，才将矛盾扩大为毁灭性战争。尤其是比利时殖民当局的野蛮统治手段造成卢旺达上千万人口死亡，方使得胡图与图西两民族之间关系急剧恶化。

　　1960年代初卢旺达、布隆迪两地独立后，卢旺达转而由胡图族（多数民族）主政；而布隆迪的军权却一直掌握在图西族手中。基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卢旺达于1959、1962、1972年先后发生过几次严重民族冲突事件，导致60万左右的图西族人口的流离失所，其中，许多投奔乌干达而开始脱离法语文化，接受英语教育。至于布隆迪，每次冲突受害最烈者，多为胡图族。以1972年为例，胡图族牺牲人口便达10至30万之多。

　　耐人寻味的是，为何1980年代末，美国突然对扶持图西族表示兴趣？笔者以为，部分原因在于有意取代法国对大湖区的影响力，而扶持图西人可削弱法国与胡图人之间的联系（独立后，法国支持胡图政府）；其次，胡图族信奉天主教者较多（参见：注13），而图西族多为新教徒，于是，颇能调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新教组织的兴趣。此外，最为关键的是，卢旺达、布隆迪的矿产虽然不丰，但地理位置却像中亚的阿富汗一样极其重要，因此必须“打通”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诸管道，让刚果（金）的丰富矿产能够源源不断通过印度洋海岸出口。这方面，笔者在下文论及“美国的动机”时，会进一步加以说明。

自欧洲殖民主义者与大湖区有所接触以来，便观察到人口较少的图西族具有善做生意、文化程度较高的特点，于是冠之以“非洲犹太人”的称号。1994年，待卢旺达图西族取得政权后，该国便明显有转型为“非洲的以色列”的倾向。十多年来，非洲凡发生军事冲突地方，均可见到卢旺达军队的踪迹，而且与布隆迪、乌干达部队形影不离。

乌干达

　　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毫无疑问是目前最具争议性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他年轻时代颇为左倾。然而1986年执政之后，冷战恰好接近尾声，便逐步为美国所拉拢，成为美国后冷战时期的非洲代理人。尽管穆塞韦尼屡屡为其所作所为提出“反独裁”的辩解，无法自圆其说的是，他的行动始终与美国利益吻合。同时，转运美国的军火与装备；援助苏丹南部分离主义势力以肢解该国；让本国领土成为图西族游击基地，并派兵干预卢旺达内政；围堵索马里的伊斯兰教势力；挑起刚果（金）境内民族冲突（支持刚果军阀本巴，Bemba），掠夺该国的宝贵资源（直接控制艾伯特湖西部的石油与金矿），并对其领土进行非法占领；纵容军队滥杀无辜。这一切，与“反独裁”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乌干达入侵刚果（金）的部队，由其同父异母兄弟萨林萨勒将军（Salim Saleh）率领。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穆塞韦尼关心之切、涉足之深。

安哥拉

　　安哥拉受葡萄牙殖民统治近500年。1975年取得独立前，已存在若干军事抗争组织。独立后，由于苏联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安运），美国、南非、中国支持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安盟）与“安哥拉人民解放阵线”（FNLA，安阵）。内战一直打到2002年“安盟”领袖萨文比（Jonas Sawimbi，曾在中国受过军训) 战死方结束。

　　1980年代中期，冷战趋于缓和，“安运”主导的安哥拉政府也开始向西方倾斜，形成安哥拉政府与美、中关系改善，而苏联势力撤退的局面。

　　安哥拉之卷入刚果（金）的动乱，主要原因在于扎伊尔时代蒙博托支持“安盟”与“安阵”（“安阵”领袖罗伯图，Holden Roberto为蒙博托的妹夫），且允许该两组织在扎伊尔自由活动，例如，靠贩卖安哥拉的钻石来添置军火。鉴于此，1996年安哥拉为了排除蒙博托而协助卡比拉夺权。1998年，安哥拉政府又见“安盟”出兵攻打刚果（金），担心一旦卡比拉失势，支持刚果图西叛军的“安盟”会再度把刚果（金）当作攻打安哥拉的游击基地，于是便决定参战。最近安哥拉与刚果（金）互相驱逐对方的侨民与难民，显示两国的盟友关系极为脆弱。

苏丹

　　1996年第一次战争爆发前，石油甚丰的苏丹南部早已发生基督教群体分离主义者（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争取独立的内战，且由于乌干达政府于1980年代后期起，与美国一道给与分离主义者军事援助，苏丹政府便以牙还牙，支持乌干达北部的叛军（圣灵抵抗军，LRA）。苏丹政府自然明了，所谓“独立运动”不过是掠夺该国石油资源的手段，也是“反伊斯兰势力”的战略部署之一，因此对石油资源丰富的南部地区不会轻易放手。“苏丹人民解放军”的首脑约翰•加朗（John Garang ，2005年7月30日飞机失事而死），曾是乌干达、卢旺达现任总统大学时代同窗好友，而且无独有偶，约翰•加朗与卢旺达的卡加梅均是“基督徒团结国际”（Christian Solidarity International）的支持对象。该组织受美国新教团体领导，带有原教旨主义倾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曾取消其顾问资格。因此，苏丹搅入刚果（金）的混战，目的与其说是帮助卡比拉，不如说是防止乌干达坐大，以免国内分离主义势力从彼处获得更多军援。

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参与第二次非洲世界大战引起不同揣测。许多论者指出纳米比亚若干家族及企业在刚果（金）进行投资，因而具有经济动机。其实，该国于1990年正式独立后，便对安哥拉南部发动过数次军事行动，原因是安哥拉南部的“安盟”势力一贯支持纳米比亚东北部（Caprivi）的分离主义运动。2000年2月“安盟”甚至有过直接攻击纳米比亚的不良记录。（注11）于是，当1998年刚果（金）战争爆发后，纳米比亚便决定与安哥拉一道打击“安盟”以及与“安盟”同流合污的图西族叛军。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之参加战争，也多有“经济利益”的议论，其依据在于，津巴布韦曾给与卡比拉新政府若干贷款，同时也签订了一些采矿协定，因此担心一旦卡比拉垮台，所有投资将会落空。津巴布韦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应当还带些意识形态考虑，即不愿看到周边国家再次成为列强与其代理人瓜分的对象。津巴布韦的“人权”、“民主”、“治安”问题，并不比许多非洲国家更加严重，但却长期是西方的妖魔化和经济制裁对象。原因之一在于此国为改变1%白人地主占有70%可耕地的不合理现象，于2000年起推动土地改革，由此伤了一些欧美人的感情。至于南非与纳米比亚，尽管土地不均情况几乎同样严重，却因为其政府对白人地主宽容对待，而成为“非洲民主典范”。津巴布韦经济情况原就朝不保夕，参战后更是雪上加霜。

乍得

　　乍得参与此次战争似乎不具有迫切原因。据观察，由于其部队系由利比亚政府运送至刚果（金），因此不能排除受利比亚教唆的可能。另外，也有法国幕后指使一说，目的在于设法恢复1994年卢旺达事件后在大湖区失去的影响力。还有一种流行的推测是，卡比拉无国防能力，向周边国家求助时，做出了“以开矿权作为酬劳”的承诺。不论乍得是否受利诱而参战，其军队的痞子行为臭名昭著，很快就让一片骂声逼退回国。

以上不过是列举实际参战的国家，至于幕后操纵、提供军事培训与情报、协助运输士兵、补给军火与装备的国家，至少还有美国、法国、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因此称呼这场战争为非洲世界大战并无夸大之处。

国际刑事法庭与联合国

　　通过对卢旺达事件与大湖区战争的介绍，讨论这两机制的作用才稍具意义。国际刑事法庭成立两年后，即1996年，其澳籍检察官胡利根（M. Hourigan）便根据卢旺达新政府滥杀的事实，提出起诉建议。然而该建议非但不受法庭采纳，其加拿大籍检察总长阿博尔（Louise Arbour）甚至要求胡利根放弃起诉，就“当作不曾有过这桩事”。胡利根因此愤然辞职，但离职时却促使调查资料列入法庭记录。（注12）

　　辗转到了2003年，曾主持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后来又接任阿博尔的瑞士籍检察总长德尔蓬特（Carla del Ponte），再次宣布要起诉卢旺达新政府首脑卡加梅，但随即受到美国国务院战争罪事务无任所大使普鲁斯波（Pierre Prosper，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at-Large for War Crimes Issues）的警告。德尔蓬特不从，3个月后便在英国政府建议下，假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之手，将德尔蓬特调职。普鲁斯波赴任大使前，曾在德尔蓬特手下担任过检察官，对整个案情应当是了如指掌。德尔蓬特离职后，雅罗（Hassan Aboubacar Jallow）接任检察总长职，但上任后便不受理起诉卡加梅案。就上文提及有关安南掩遮卢旺达图西族新政府的罪行一事，也是迟到2007年，当卢旺达前外长纳吉吉马纳对国际刑事法庭作出的口供对外披露之后才为外界所知悉。（注13）

　　国际刑事法庭除了隐藏格松尼的调查报告，掩饰卢旺达新政府的罪行外，对于引发1994年大悲剧的卢旺达总统乘机遭击落事件，也以“不属职权范围”为借口，不进行任何追究。依据当年安理会的决议，国际刑事法庭的责任在于审理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所有相关事件，而刑事法庭却把力量集中在种族灭绝问题上，最后即便否决了“种族灭绝”的指控，而裁定为“内战”，仍旧有替肇事者打掩护的嫌疑。

　　根据被告方辩护律师布列克（Christopher Black）向国际刑事法庭提供的情报，1994年4月6日总统乘机即将降落卢旺达首都机场之时，其两条跑道之一为联合国维和部队（UNAMIR）所关闭，使得该飞机轻易遭恐怖分子击落。此外，维和部队的将领达耶尔（Romeo Dallaire，加拿大籍）亦曾违反1993年“阿鲁沙和平协议”“允许600名卢旺达爱国军（RPA，即卡加梅的部队）驻扎在卢旺达首都”的规定，私下动用维和部队的车辆，将4000名左右的反叛军运送至首都。再者，内战爆发后，维和部队的人数突然由2500人减少至200人，而达耶尔将军竟决定随着区区200非洲士兵，逗留在卢旺达进行观望。所有这一切，均是有待澄清的疑点，然而国际法庭却置之不理。

　　正是因为国际刑事法庭避重就轻，同时外溢的资料越来越多，2006年法国的名法官布鲁基尔（Jean-Louis Bruguiere）便根据本国的调查结果，对卢旺达十多名恐怖分子嫌犯（俱为“卢旺达爱国军”的成员）发出通缉令。卡加梅总统之不列入通缉名单，原因在于根据法国法律，他国首脑具有豁免权，不得对其进行司法追究。2008年，西班牙国家法院也依据自己的调查结果，指控卡加梅政府要对杀害312726平民负责，因此对40名卢旺达爱国军涉案嫌犯发出通缉令。（注14）

法国

自非洲国家于1960年左右纷纷独立后，法国即为了维护经济利益，由戴高乐制定高压政策。其独特做法即是将特工人员潜伏于国营企业或民营大企业内，对不顺从国家进行颠覆、暗杀、收买活动。到了1990年代，这些企业与情报机构在国际上胡作非为，贿赂对象甚至跨越非洲，直达中亚与欧洲心脏地带，例如，以贿赂德国官员手段廉价收购德国东部地区的加油站。最后，则蜕变为拥护本国保守党而不择手段的死党。此时法国人民的信息量与道德性均远较过去为高，因此在社会党执政期间，尤其是在巴勒杜总理的努力下，改弦易辙，逐步从非洲淡出。1996年法国政府将ELF石油公司（该公司对外动用的贿赂金额高达数亿美元）改为民营的举措，更是标志了法国在非洲影响力的终结。(注15)

1994年，法国之前曾做过加强卢旺达胡图政府军备的努力，但在美国的摆布下，最后狼狈撤退之余还背上“支持刽子手”的黑锅。到了1996年大湖地区战争爆发，法国尽管支持的是卡比拉政府一方，主要手段却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斡旋。上文提及的“鼓励乍得派兵干预”也只是未经证实的媒体报道。对比之下，英国则把传统利益与美国扩张结合一道，凡美国需要之处，也就是英国参与的落脚点。

美国的参与和动机

据2006年国际刑事法庭有关美国驻卢旺达大使（1991至1993年底）弗莱顿（Robert Flaten）的口供记录，该大使不认为卢旺达前政府有任何屠杀图西族人的预谋。他同时表示，当卡加梅率领卢旺达爱国军对卢旺达发动攻击时，他曾亲自警告过卡加梅与卢旺达总统不得破坏停火协议，否则一旦战事爆发，即可能发生类似布隆迪1993年10月出现过的大屠杀事件。此外，他还透露，卡加梅连续发动进攻的几年，正好是美国扩大给予乌干达军事援助的时刻。（注16）

从弗莱顿大使的陈述，可以观察到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包括中情局）之间的不协调。当国务院通过大使馆执行和平协议的条例时，国防部却透过中情局从事破坏和平活动。1994年4月1日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馆发出的电文，便表露卡加梅才是破坏和平协议与挑起战争的侵略者。这方面，从联合国派遣至卢旺达的维和部队将领达耶尔（Dallaire）的供词，也反映卢旺达前政府不但处于被动地位，其军队也根本不是反叛军的对手；而卡加梅正是因为处于优势，就不愿意放弃武力手段。（注17）

　　美国的非洲战略部署，除了上文述及的“反恐”、“反伊斯兰”需要之外，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利益。绝非偶然，美国的非洲政策的策划人往往就是利益集团的首脑。一个典型例子便是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国防部战略金属特殊部门”负责人，后又担任小布什政府国务卿助理的康斯坦纳（Walter Kansteiner）。他不只是富贾之后（父亲即是稀有金属的商人），本人目前仍担任Moto 金矿企业的总经理，和钛资源集团公司总经理。最关键的1996年时刻，他曾向美国政府提出将扎伊尔“巴尔干化”（意指“肢解”）的建议。（注18）

　　1884、1885年之交，西方列强为了瓜分非洲大陆，曾在柏林召开“刚果会议”（也称为“柏林会议”）。会上丝毫不顾非洲的人文历史、血缘地域关系，武断地在非洲地图上按经纬线切割各自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时，全球处于政治板块重新组合状态，西方某些国家又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考虑，掀起一阵重新安排势力范围的冲动，而巴尔干地区前南斯拉夫的肢解，正好就是打着“人权”旗帜，侵犯他国领土主权的典型例子。巴尔干肢解计划成功之后，苏丹、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便相继面对同一命运，而卢旺达之事实占领刚果（金）东部，以及维持一个刚果弱势政府，不过是全球战略部署的又一步骤。

就宏观角度，美国加强控制非洲大陆，实际上是势在必行。盖美国本身拥有的石油资源，不过是全球的3%，而其消耗量，却占25%上下。过去30年全球石油供应40%来自工业国家，但由于长期开采，资源几近耗竭，未来4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石油依赖程度将达90%。当前美国由西非进口的石油占其进口量的15%，估计5年后，便会上升至25%。鉴于此，单就近3年内，美国18家石油公司对非洲的投资便高达500亿美元。考虑到其他石油出口国，诸如俄罗斯、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伊朗均非易于对付，集中“火力”于非洲当是最佳选项。

综合上文所述的美国作为，不能不得出结论，即有关大湖区问题的“主流观点”无一是处。事实真相是，没有美国的干预，1994年的大悲剧不至发生，也不会引发大湖区战争，更不会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

迄今，“主流观点”已形成非洲新格局的不容侵犯的“新话语”（newspeak），大湖区更是需要“新发言人”来维护这“新话语”，因此卢旺达新政府除了动辄以暗杀手段排除国内外异己分子之外，还发出了4万份通缉令。

至于国际范围，该“新话语”也逐步在国际法领域发酵。2005年3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是依据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事例，向联大会议提出《大自由：发展、安全和人权》报告，试图以“国际集体责任”（指“干预责任”）来修改《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不得侵犯任何国家的主权与内政”的基本原则（见拙作《从安南的改革建议谈主权问题》）。果真如此修改，今后任何内战、内乱，似乎都可成为国际干预的借口，由此产生的问题将远多于主权不容干涉原则。其实，卢旺达悲剧正是国际势力干预、国家主权受侵犯的结果，而当滥杀行为发生时，国际势力又视若无睹。这点，美国政府、安南、卡加梅应当是一清二楚。

新参加者 --- 中国

　　中国自1990年代起，已成为石油进口国，对非洲资源的依赖也与日俱增。苏丹、尼日利亚、安哥拉、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均是重点投资地区。以苏丹为例，其石油出口，单单中国就占了60%的份额。据外电报道，中国最近在刚果（金）也取得一项金额高达90亿美元的工程合同。此外，在加丹加地区，中国也早有数百家矿业公司参与开矿。

　　冷战时代，中国曾对非洲国家提供许多无偿或低息援助。直到今日，不止贷款条件远较发达国家为优，甚至还经常免除非洲困难户的债务，因此颇受非洲国家的好评。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不只是在资源开采领域成为发达国家的竞争劲敌，在基本设施方面（公路、桥梁等），也抢走了许多欧美国家的传统“垄断生意”。因此近年来再三受到主流媒体指控“要对非洲乱局负责” 。站在中立角度，非洲的灾难有些像濒于绝种的保护动物，滥杀无辜的始作俑者根本就是以狩猎取乐的西方国家，而中国不过是药材终端使用者。但是，漫天的骂声之下，就成了替罪羔羊。

　　2006年11月，中国曾大手笔邀请48个非洲国家参加高峰会议。会议结束数星期后，美国政府便宣布将在非洲设立非洲司令部（AFRICOM，2008年10月1日正式成立）。

同年，美国政府发表《2008年军队现代化战略报告》，强调“今后30至40年新、老强权为争夺日趋短少的资源，不免处于战争状态。美国为维护能源安全，必须对全球的冲突进行干预。”同一文件也指出，美国的“新军人”应当具备能力，积极涉入“多民族、多文化地区”，而办法之一便是建立人数百万、小而精的职业军人队伍，加之配备电脑化联系设备和遥控武器，以使该队伍永远处于“年轻”状态。（注19）

“非洲军事指挥部”的突然建立，反映出新兴国家不宜太过张扬，尤其不能为了振奋国人的精神而刺激外人的神经。日本于1980年代末期经济突飞猛进时，正是因为.大规模炒买欧美的艺术品与摩天大楼，而引起西方国家的集体修理，以至于直到今天依然低靡不振。

　　就最近中国商船运送武器至津巴布韦遭到国际社会集体阻挠，最后卸货无门、无功而返一事，也可观察到，虽然这是一起合乎法律又极为寻常的主权国家间的贸易行为，然而一旦为美国政府利用来打击中国声誉，周边国家如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并不出面为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与津巴布韦伸张正义，而是一面倒向美国。这意味着，单纯地发展双边关系的传统外交手段缺少宏观视野，对各地的经济援助也往往不及要点，因此面临区域性大变革、甚至国际战略转型时刻，便对突发事件束手无策。

非洲的命运

　　十五世纪末欧洲发现非洲大陆之后，便致力于香料、木材、象牙、奴隶贸易。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十九世纪大机器的出现取代了对奴隶的依赖，便开始通过殖民地的占有，对其各种资源进行直接剥削。该过程不幸一直延续至今未见中断。就西方世界而言，支配其跨国行动的思维方式不外两种：一是工具理性，即人类具有支配自然界的绝对权利；一是主体思想，即受天主或圣灵青睐的族群具有优先、主导地位。

1995年在旧金山举办的“精英会议”上，美国战略家布热辛斯基为防止全球性的两极化发展对西方造成冲击而提出建议，要通过色情手段麻痹全球的80%边缘化人口，使其失去斗志。其实，这位民主党的智囊团领袖与共和党的战略思想家马歇尔（Andrew Marshall）比较之下，还绝对算得上文明。（注20）

　　马歇尔坚信目前人类处于资源战争和人口战争时代，且由于全球人口膨胀问题将对美国造成威胁，因此必须对资源丰富的国家人口加以控制。为促成美国的统治地位，举凡第一次打击、反导弹系统、电子战、网络战等等，一切都在允许范围。值得关注的是，他明确地把资源与人口联系在一起，主张采取一石二鸟既减少人口，又占有资源的手段。环顾伊拉克、阿富汗、前南斯拉夫、刚果（金）、索马里的处境，以及对伊朗、苏丹施加的强大压力，尤其是频频使用后患无穷、伤天害理的贫铀弹、集束弹...，曝露其置人于死地的用心。

从非洲层面观察，暂且不提殖民主义时代的种种，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殖民地纷纷独立以来，经受的最大创伤，便是各种形式的代理战争将民族主义社会精英摧残殆尽。各个交战团体为了取得充分武装，不得不以出卖资源作为交换手段，于是一些社会精英即便抱着捍卫国家主权的初衷，却在交易过程中，无意间蜕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