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極具影響力中共同路人非自己初衷

2011-07-04 | 來源: 瞭望東方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瞭望東方周刊》第399期封面

　　從末路人到同路人

　　他們本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是國民黨制造了太多的末路人

　　一個午後，余則成打開收音機，傳出了來自延安的聲音：“要走就走大路，大路上風景好。”“作者：晚秋”。---共產黨又多了一個同路人。

　　電視劇《潛伏》中喝洋墨水的學生妹晚秋，之前的“代表作”是：“憂傷被淚濕壞了翅膀，甲骨文說我太古老，一滴血落在粉嫩的腿上，油紙傘說浪漫已經死掉。”

　　“同路人”作為專有名詞，本就是文學的范疇：是由托洛茨基於1923年首先提出來的，指的是蘇聯文學中，資產階級作家和無產階級作家之間的一個作家階層，在政治上同情並擁護蘇維埃政權，但世界觀還不是無產階級的。

　　朋友，可以不是同志。

　　除了筆杆子，槍把子、鋤把子、錘把子，甚至印把子，都扛在肩上加入進來，隨著步履的顛簸上下晃動，構成了行進中的中國的一道多樣的天際線。

　　路，是從沒有路走出來的，路也是被走寬的，越來越多的人並肩同行，小路成了大路，支流成了主流。我們想要探究的是他們何以從彼路渡到了此路。

　　“路”是中國150年來最大的政治隱喻。鴉片戰爭以降，聞人、文人憂於廟堂、慮於朝野的主題就是找一條路。洋務派、維新派、立憲派、改革派、革命派，一條一條地試過來。辛亥革命之後，又有實業救國、主義救國、民主共和救國多條道路，也揭開了中國政黨政治的序幕。

　　既然是在摸索，且沒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就難免反復地變道，你走了我的路，我走了你的路。最容易串的兩條道是國民黨、共產黨。在當時中國的多個黨派中，國共兩黨是共識最多的。

　　在大陸並存的短短28年中，兩黨合作的歷史長達14年。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占多數的不是魯迅等文學家，是廖仲愷、李宗仁等國民黨人。這部分人成了共產黨的同路人，恰恰不是因為國共的相同點，而是兩黨的不同點。

　　第一次國共合作就摻雜了國民黨內不少的反對聲。這種僵硬而矜持的姿態，決定了自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間，國民黨從來沒有真正意識到共產黨的生命力有多強大。三年解放戰爭，只是到了最後一年，國民黨才惶惶然地發現，身邊包括“朋友”全是敵人。

　　他們本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是國民黨制造了太多的末路人。據蔣經國敘述，他父親真正思考和研究失敗的原因，是在引退於奉化之後。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

　　在爭奪全國政權的過程中，國民黨的失敗和共產黨的勝利是同一個歷史進程。

　　也就是說，根本沒有中間道路可走。中間派人士只有“站隊”的選擇，但這條路不是自己的初衷，於是便成了同路人。與其說是共產黨統戰統來的同路人，不如說是國民黨推送來了同路人。

　　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歷史告訴我們，腐敗是最大的敵人，它會為敵人制造同路人。

　　十大極具影響力中共同路人簡介

　　廖仲愷（1877－1925）：推動國共第一次攜手

　　對國共首次合作，廖仲愷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

　　廖仲愷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堅定地認為“想要打倒帝國主義，非與共產黨親善不可”。他認為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是國民黨復興的關鍵。他信守兩黨的共同綱領，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和共產黨人取得一致。

　　1923年11月，《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剛發表，鄧澤如等人上書孫中山反對聯共，發出了進攻的信號。到代表大會召開，左右派之間明裡暗裡的斗爭充滿了會議的整個過程。1924年1月28日，大會審查《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一些代表在右派馮自由等的慫動之下，動議討論限制國民黨員加入他黨案，實際上是反對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針對右派離間國共兩黨的用心，廖仲愷在大會上作了旗幟鮮明的發言，極力主張同共產黨人合作。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黨一個新生命”。

　　張學良（1901-2001）：私人巨款接濟紅軍

　　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瓦窯堡會議上，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擔任書記，專門從事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經過談判和聯系，周恩來很快就被張學良當成“最好的朋友”。

　　在同周恩來談判的時候，據統計，從1936年4月到12月的8個月裡，張學良接濟紅軍的款項共達76萬元。這些接濟，對處境困難的紅軍來說，無異於雪中送炭。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在被蔣介石囚禁的困境中，仍然要求部下繼續維護同共產黨的友誼。他說：“我為國家犧牲了一切，交了一個朋友(指共產黨)，希望各袍澤今後維持此一友誼。”

　　魯迅（1881-1936）：共產黨的知己

　　在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魯迅確立了文學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在《新青年》雜志同仁中，有兩位後來的共產黨領袖：“南陳北李”。陳獨秀贊賞魯迅的才能，說對魯迅“五體投地地佩服”；魯迅則認為李大釗儒雅、質樸、誠實、謙和，對李大釗因信仰慘遭軍閥政府殺害深表憤怒，在為《守常文集》寫的序言中，盛贊李大釗的革命精神，稱其文集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1931年，魯迅結識瞿秋白。他們一起商量寫文，編書，瞿秋白甚至模仿魯迅的文風寫雜文，署上魯迅的筆名發表，後來魯迅編雜文集，特意把這些文章收入，作為他們情誼的紀念。魯迅書古人聯句贈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在魯迅結識的共產黨人中，還有紅軍將領陳賡。在與魯迅的交談中，陳賡隨手畫了一張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形勢圖。這張圖魯迅一直保存，他甚至准備寫一部作品來反映紅軍戰斗情況。

　　黃炎培(1878—1965)：可靠盟友

　　辛亥革命時期，毛澤東聽過黃炎培的講演。一句“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學到人家強國的本領，為民族效力”，使青年毛澤東深受鼓舞。

　　抗戰時，蔣介石逮捕“救國會七君子”。黃炎培聞訊後，帶著鋪蓋卷去見蔣介石，要求陪“七君子”一起坐牢，改為“八君子”，此番壯舉傳為美談。

　　抗戰時期，在重慶，黃炎培與周恩來關系最為密切，常邀請周恩來到他辦的“中華職業學校”講演。黃炎培稱贊周恩來：“乃天下難得奇才也。”皖南事變後，周恩來在參政會上憤怒揭露國民黨“打內戰、除異己”行為，並在“新華日報”寫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八個大字。國民黨幹擾“新華日報”售賣，黃炎培親自去報社搬了幾千份報紙到學校，讓學生放學後挨家挨戶散發，表示了對共產黨真心支持。

　　1945年黃炎培等組織成立了民建，民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可靠盟友，為新中國成立立下不朽功勞。

　　霍英東（1923-2006）：為中共做香港護駕人

　　作為香港最著名的愛國人士和實業家之一，霍英東堅決擁護“一國兩制”偉大構想，衷心擁護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為確保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和長期繁榮穩定作出了突出貢獻。

　　抗美援朝期間，在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全面禁運、港英當局武力“緝私”的情況下，他在香港組織了頗具規模的船隊，為祖國運送了大量急需物資，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伊始，他就著手籌劃到內地投資。

　　從1985年起，他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積極履行職責、建言獻策，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成功制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香港回歸後，他運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積極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全力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受到黨和國家的充分肯定，並與中央幾代領導人結下了深厚友誼。

　　何賢（1908—1983)：無論如何都要同共產黨交往

　　1999年5月15日，何厚鏵當選為澳門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的父親---何賢，一個在澳門曾家喻戶曉的名字也再次進入媒體的視野。澳門人民不會忘記，近半個世紀以來，有“澳門王”之譽的何賢，為澳門的穩定和繁榮所作的貢獻。

　　1943年春節前夕，日軍借口駐島的陸、海軍特務機關內訌，封鎖了澳門島。頓時島內物價飛漲，貧苦居民衣食無著。何賢協同澳門商會找到日本陸軍特務機關的機關長，幾番斗智斗勇，終於使澳門解除了封鎖。

　　何賢有位至交名叫柯麟，後者受中共委派，於1935年前後移居澳門開辦西醫診所，從事地下工作，兩人結識後成為莫逆之交。何賢晚年回憶說，“我們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沒向我講過半句宣傳共產黨的話，我是從他做人的態度上看出他的進步的！”

　　柯麟於1951年回到廣州，任廣州醫學院院長，後到北京工作。何賢說：“要搞好澳門人的生活，要令澳門生意繁榮，無論如何都要同共產黨交往”。於是由柯麟介紹，何賢到大陸參觀訪問，並和共產黨建立起了長久的關系，並於1954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史沫特萊（1892-1950）：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

　　1929年，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作為駐華記者來到中國。1936年，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達西安，等待被邀請前往延安。在這期間，駐守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5天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之後，開始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40分鍾的英語廣播。概述當天西安事態的發展，並報道與這場事變有關的內容。西安的廣播，使史沫特萊成了一個國際人物，並永久地被貼上了“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的標簽，被美國報紙稱為“赤色危險人物”。

　　她的《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在反擊》、《中國的戰歌》等專著，向世界宣傳了中國的革命斗爭，成為不朽之作。

　　斯諾（1905-1972）：他是一個象征

　　埃德加.斯諾1926年進入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學習，1928年7月來到中國上海，到位於上海的美國記者約翰.本傑明.鮑威爾主持籌編的《新中國》特刊工作。

　　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正式邀請斯諾到他的窯洞裡談話。經過撰寫、翻譯，斯諾發表了後人看到的惟一的由毛澤東自述的《毛澤東自傳》。

　　當年10月，斯諾在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上分期發表了《毛澤東訪問記》。斯諾的文章被匯成一書，起名《外國記者中國西北印象記》。1937年10月，他的《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斯諾三次長期訪問中國，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親切接見，為中美關系的和解作出了貢獻。他和他的著作以巨大的國際影響成為中國共產黨真誠友人的象征。

　　斯特朗（1885—1970）：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生中6次訪問中國，都是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

　　1925年，斯特朗首次訪華，她“從中國和中國人民那裡發現了極度感人的主題”，“願把全部時間和經歷集中到這個主題上來”。

　　斯特朗有一個“紙老虎女士”的綽號，因為就是在與她的談話中，毛澤東首次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

　　庫恩（1955—）：告訴美國人和西方世界“一個真實的中國”

　　羅伯特·勞倫斯·庫恩在中國廣為熟知的身份是作家，而他其實更是一位國際投資銀行家。

　　2005年，庫恩著作《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成為中國國內暢銷書。2009年，他關於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新書《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問世。

　　由於熟練地解讀著中國共產黨的大政方針，在西方和在中國，庫恩都常被稱為“當代斯諾”，但他本人並不認可這個稱謂。他一再強調，他只是想告訴美國人和西方世界“一個真實的中國”。

　　中國共產黨為何不缺同路人

　　美國歷史學家哈羅德.伊薩克斯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代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都是從斯諾那裡得來的

　　1927年，蔣介石與汪精衛的兩次反革命政變宣告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國民革命也遭到失敗。此前在國共合作中迅速壯大的中國共產黨，正面臨成立以來的最大危機。

　　大革命的失敗，一度讓共產黨對與其他勢力結盟充滿懷疑。“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開始在黨內蔓延，博古等執掌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他們采取了團結“下層”，拒絕、排斥“上層”的片面統戰政策，而把游離在國共兩黨之外的中間勢力視為“統治階級的奸細”和“最危險的敵人”。國民黨左派人士鄧演達曾主動找到共產黨提出合作反蔣，卻遭拒絕。

　　即使在黨內，非工人出身的一些人也受到排擠。因為共產國際指責中共“領導的積極分子都不是工人出身”，黨內一批信仰堅定、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幹部被調離崗位。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開，六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6人，其中21人是工人。在江西，農民黨員在1928年7月的占比超過90%。

　　土地革命期間，失去大批知識分子同路人的中共孤軍作戰，在國民黨的圍剿下，紅軍在軍事上一再失利，中共幾乎面臨滅頂之災。

　　這段前後落差巨大的歷史，是觀察中國共產黨90年發展歷程的一個著眼點：低谷，多發生在寂寞伶仃之時；壯大，也是同舟共濟者眾多之時。

　　摯友最初是對手

　　中國共產黨並非一出生便一呼百應、天下歸心。

　　1925年，留美歸來不久的聞一多以反對共產黨而聞名。這位日後著名的“中國共產黨的摯友”，當時還是共產黨一個主要的輿論對手---國家主義者。

　　在北大的幾次國家主義派召開的反蘇反共大會上，聞一多毫不諱言：“現在北京的共產黨鬧得不成話，非與他們先幹一下，唱唱花臉不可。”

　　對聞一多影響至深的羅隆基，曾因不斷批評國民黨而招致聞先生的不滿。聞先生說：“歷來幹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

　　近代史學者雷頤認為，聞一多先生的思想轉變，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專制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們所難以接受的。”

　　聞一多先生的轉變在共產黨的同路人中頗有代表性：正是由於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吏治廢弛，將大批有識之士推向了其對立面，使這些人有了成為共產黨同路人的可能。

　　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晚年回憶說：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向往，但是對國民黨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1944年，《新民報》記者趙超構采寫的《延安一月》開始連載。這個一度引起轟動的報道稱：全延安“只有四個警察”。這給聞一多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認為“只有在那樣的新社會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無阻礙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國共之別，早在共產黨建立之初便已顯現。共產黨以其與國民黨全然不同的口號，顯示出巨大的政治魅力。

　　歷史學者羅志田認為，“五四”之後，“社會主義”的招牌在當時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北大歷史系教授王奇生在其著作《黨員、黨權與黨爭》一書中說，當孫中山聲稱其“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時，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了迎合五四青年對社會主義的信仰。

　　而在蔣介石喊出不得人心的“攘外必先安內”之前，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兩個響亮的口號便深入民心。

　　王奇生認為，正是這些因素，使得第一次國共合作產生了出乎國民黨意料的效果。從國民黨的立場來看，因為共產黨處於絕對劣勢，國共合作是“容共”，然而後來合作卻發展成為“容國”。中共四大以前，中共黨員僅950人；四大之後，共產黨人數迅速增長，到1927年五大時增至57967人。

　　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人還控制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許多地方黨部的組建。據當時中共上海區委的報告，上海國民黨黨部處於中共的“包辦”之下，以至於“一般民眾的心目中，上海特別市黨部等於C.P.（指中國共產黨）”。

　　國民黨員尚且如此，眾多兩黨外人士之人心向背，更可想而知。

　　一代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都是從斯諾那裡得來的

　　抗日救國，是凝聚共產黨與其同路人的關鍵詞。贊成中共抗日主張的人群，形成了聲援中共之勢。

　　與聞一多一樣，鄒韜奮起初也對共產黨不以為然。同樣是對國民黨的失望，以及對共產黨的逐漸了解，使其逐漸成為共產主義的志同道合者。

　　“12.9”運動爆發後，鄒韜奮創辦的《大眾生活》雜志憤怒譴責國民黨當局鎮壓學生的暴力行徑。《大眾生活》發行量達到破紀錄的20萬份，其立場使國民黨政府記恨不已。1936年7月，鄒韜奮、沈鈞儒等聯名發表《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公開信，贊同和支持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被毛澤東譽為“新中國的聖人”的魯迅，與多位共產黨領導人關系密切。他曾從陳賡處詢問蘇區的生活，並准備寫一部作品來反映紅軍戰斗情況。

　　在國民黨將領之中，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影響巨大。但不為公眾熟知的是，張學良本人還曾拿出巨額私款，贈送紅軍做冬季衣食補給費用。

　　在所有與中國共產黨共同走過風雨道路的友人之中，最具世界知名度的無疑是美國人埃德加.斯諾。

　　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協助下，斯諾來到延安。他花了4個月時間了解鮮為人知的紅色蘇區，撰寫了大量介紹蘇區及中共領導人的報道，在共產黨往往被妖魔化的西方世界中引起巨大反響。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1938年在上海出版時，改名《西行漫記》）出版，旋即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書籍之一。在倫敦出版的頭幾個星期就連續再版七次，銷售達10萬冊以上。

　　在書中，斯諾對共產黨給予閃光的評價：“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猶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著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照耀全世界。”

　　斯諾的作品為共產黨贏得了巨大的輿論支持，他直接改變了眾多西方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進而為共產黨贏得了廣泛的國際同情。美國歷史學家哈羅德.伊薩克斯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代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都是從斯諾那裡得來的。

　　在國內，斯諾報道的影響立竿見影。他不僅為共產黨帶來了人心的傾斜，還帶來直接有生力量的支持。黨史學者高華撰文寫道：“1937~1938年，成千上萬受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強烈吸引的知識青年，懷著對中共的崇仰和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從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們的到來正好和急欲‘招兵買馬’、壯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現實目標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領導的熱烈歡迎，而與外界隔絕多年的老紅軍也熱忱歡迎給他們帶來各種信息的知識青年。延安一時到處充滿著青年的歡聲笑語，似乎成了一座青年烏托邦城邦。”

　　同路人對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幫助之大，從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

　　鄒韜奮在病重之時，提出了加入中共的願望。此前，他曾多次提出入黨請求，但始終未獲通過。鄒韜奮之子鄒家華說：“父親在1937-1938年間，已經向周恩來提出入黨的要求。周恩來當時考慮，從黨員的條件上來講，那沒有問題，但是從當時歷史的情況來看，還是在黨外做工作更加有利。因為如果你是黨員，別人會以為你當然是代表黨來講話；但作為一個黨外人士，從客觀的立場講話，就更具有說服力。”

　　“窯洞對”

　　從高華的解釋不難看出，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的同路人，並非僅僅是由於國民黨的不堪和抗日救國的口號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了多數人對於未來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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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7月，黃炎培以國民政府參政員的身份到訪延安，在延安，他和毛澤東的“窯洞對”成就了一段歷史佳話。

　　此時，日本敗局已定，如何應對抗戰後的新局面，成為國共面臨的新問題。自從清王朝結束以來，中國歷經數十年戰亂，終於看到了重建新國家的希望。在此背景下，黃炎培提出了“國家興衰周期率”的問題。

　　黃炎培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段對話，日後時常被人提起，這被認為是共產黨人能夠建立政權的關鍵。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在總結國民黨失掉大陸的原因時說：“整個來講，不論是對中國的民眾（特別是農民），或者是對國內國外的觀察家，共產黨都能給他們這樣一種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於人民事業的，它是真正希望促進中國的民主事業，希望中國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獲得一個真正獨立而強有力的地位。”

　　正是建設民主的新中國這一目標，成為大量同路人與中國共產黨能夠走到一起的核心因素。

　　1949年3月，大局已定。黃炎培取道香港輾轉到達北京。4年後，他再次和毛澤東會面。這時，毛澤東已是新政權的締造者。

　　在毛澤東下榻的香山雙清別墅中，黃炎培成為毛澤東會見的第一位“客人”。這次，毛澤東向黃炎培談及了未來的建國方略。黃炎培所領導的民建及黃本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毛澤東也都有述及。

　　早在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所做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說：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新政權誕生在即，毛澤東即將履約。

　　同路人的理想年代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在出席新政協的662位代表中，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占26%，各民主黨派的成員約占30%，合計超過了共產黨所占44%的比例。

　　經過此次會議選舉產生的6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有3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56名中央政府委員中有27人。隨後的政府組閣，黨外人士占去4位政務院副總理中的2位，15名政務委員中的9人，在政務院下屬部門32個正職中的13人。

　　在“窯洞對話”之後4年，黃炎培眼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實踐了當初的諾言。在周恩來兩次親自到其家裡動員的情況下，黃炎培打破了不做官的老規矩，成為政務院的副總理之一。

　　建國初期，是黨的同路人的理想年代。創業的激情，民主的氛圍，使其才幹得到發揮。此時，在眾多領域，黨外人士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從新政權的黨外部長名單便可見端倪：輕工業部長黃炎培、郵電部長朱學范、交通部長章伯鈞、農業部長李書城、林墾部長梁希、水利部長傅作義、教育部長馬敘倫、衛生部長李德全、司法部長史良、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何香凝。

　　然而，從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開始，局面急轉直下。“文化大革命”十年，新中國經歷了最灰暗的一段時期。作為共產黨事業的支持者，過去長期為共產黨呐喊的知識界，與國家一樣，受到了災難性的傷害。

　　改革重新凝聚同路人

　　改革開放，成為新時代的主題。在新的征程上，曾經與共產黨相濡以沫的同路人，再次展現出巨大的活力。

　　1979年10月4日，建國30周年慶典後的3天，改革開放迎來了一個標志性的事件---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立。這家負責招商和引進外資的公司，是中國改革開放邁出具體實踐的重要一步。

　　中信的成立，與黨在工商界的眾多同路人的努力密不可分。中信的44名董事中，有多位原工商業者和愛國人士，包括港澳同胞。在改革開放急需開拓者的時候，黨的同路人，助力巨大。

　　榮毅仁當選為中信公司的首任董事長，這位曾被陳毅譽為“紅色資本家”的黨外人士，6年後正式加入了共產黨。而在1979年，他仍是以同路人的身份，在推動著改革的前進。

　　另一位成為改革開放開拓者同路人的是霍英東。這位身在香港的愛國商人，在1978年初次聽到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講話後，便迅速出手。1979年，他投資興建了中山溫泉賓館，成為最早到內地投資的香港企業家之一。1983年，他與廣東省合作興建廣州白天鵝賓館，成為大陸第一家由中國人自己設計、施工和管理的大型現代化酒店，受到鄧小平的好評。在霍英東的示范效應下，大批港資進入廣州酒店業。

　　隨著改革深入，開拓者的作用逐漸弱化。體制和法律法規的變革，成為推動深層變革無法繞過的坎兒。

　　1988年，改革開放進入第十個年頭。這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修正案一共設計兩條內容，其中一條的修改，使得私營經濟首次進入國家的根本大法。在這次意義深遠的變化中，黨的同路人再次為改革助威。

　　1988年3月，民主黨派人士湯元炳、陳銘珊、馮梯雲在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上聯合發言，贊成在憲法中增加私營經濟的內容，並從政策措施及法律法規等方面提出11條具體建議。此後，民建、工商聯先後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關於私營企業若幹稅收政策的規定》的修改討論。

　　2005年，中共中央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正式將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黨外人士參與決策，逐漸走上制度化的軌道。

　　這一制度化變革的背後，是中共對於黨外同路人的愈發重視。

　　改革開放，使執政黨重新凝聚了大批的同路人，並激發了他們的活力。隨著改革深入，社會利益主體逐漸多元，社會需求逐漸多元，執政黨也面臨新的挑戰，即如何滿足不同的社會需求。要化解這一挑戰，無疑離不開眾多同路人對於改革的支持。

　　在這方面，鄧小平曾有過明確指示。在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後，他特別強調：“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重要法寶，不是可以削弱，而是應該加強，不是可以縮小，而是應該擴大。”

　　（本刊記者錢亞平、林歆對此文亦有貢獻）

　　張少琴：同路人與共產黨共創偉業

　　這頓火鍋宴，鄧小平稱5位老人為“老同志”，讓他們感到了從來沒有過的信任

　　“我理解的同路人就是指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和無黨派代表人士，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與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行，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繁榮，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張少琴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民建66年的歷史是一部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共創偉業的歷史”。

　　同路，從買公債開始

　　《瞭望東方周刊》：民建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同路”，是從何時開始？

　　張少琴：民建在成立宣言中曾經提出“不右傾、不左袒”的觀點，希望中間階層及中間黨派結成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但從成立時起，民建就沒有得到國民黨政府的承認，備受迫害和鎮壓。

　　1948年，民建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明確作出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史抉擇。在解放戰爭中，民建積極配合大城市的解放，通過各種渠道、方式宣傳解釋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安定人心，爭取進步力量。

　　《瞭望東方周刊》：新中國成立後，政府面臨克服財經困難、穩定物價、安定民生的重大任務。在這個時期，民建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張少琴：章乃器向周恩來建議，應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4次會議通過了發行公債的決定。民建總會發出《關於公債宣傳的幾點意見》，北京分會接受了170萬份推銷公債任務。

　　當時，由於工商業者受過國民黨政府的坑害，對公債發行心存懷疑。各地分會有針對性地組織報告會、座談會，印發了宣傳手冊，並利用報刊、廣播進行宣傳，取得了很大成績。以上海為例，榮毅仁代表申新紡織廠系統認購了60萬份。在民建成員的帶動下，上海工商界掀起了認購熱潮，共認購2670多萬份，占上海市公債總數的89%。

　　1950年2月，國民黨飛機對上海進行狂轟濫炸，許多重要工廠被炸，造成企業停產減產。劉靖基馬上將在香港的價值100余萬美元的瑞士新紗錠運到上海，在浦東投資辦廠。

　　類似例子還有很多。抗美援朝的時候，民建發動愛國工商界踴躍捐獻飛機623架、現金29億元（舊幣）。

　　300年老店走出的副市長

　　《瞭望東方周刊》：進入社會主義改造階段，工商界的同路人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張少琴：提到公私合營的帶頭人，必須提到樂松生，他是同仁堂藥店的總經理，時任北京市民建副主委、工商聯主委。

　　1953年10月，中共中央發布了我國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民建的會員以大小企業主為主，所以在公私合營的任務布置以後，民建的責任首當其中。為此，民建總會確定新的工作方針：培養、提高工商界會員成為工商界骨幹分子，發揮模范帶頭和橋梁作用，為實現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貢獻力量。

　　同仁堂是具有300多年歷史的老字號，樂松生率先申請公私合營的提議，首先遇到來自家族成員的阻力，他們深恐失去生產資料占有權、企業管理權和企業利潤分配權，對是否主動申請合營，誰先申請，有的抵觸，有的觀望。

　　樂松生以同仁堂在解放以後的發展變化和股東們紅利增加等事實，說明黨的政策有利於同仁堂發展，最後終於得到了樂家股東們的理解和贊同。到1956年1月4日，在樂松生帶動下，全市327家國藥店申請全行業公私合營。而在國藥業的帶領下，許多行業的資本家紛紛提出了申請。1月8日，包括國藥業在內的20個行業、800多家商店同時被批准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

　　這一年，樂松生當選為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協委員，並出任北京市副市長。

　　為私營經濟蘇醒吃火鍋

　　《瞭望東方周刊》：改革開放之初，在“文革”中被徹底抑制的私營經濟慢慢蘇醒，這裡面少不了工商界同路人的參與。

　　張少琴：27年前，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請榮毅仁等工商界“五老”吃了一頓火鍋。

　　十一屆三中全會剛結束，鄧小平就在考慮調動更多的積極性，尤其是要團結“靠邊站”了很長時間的原工商業者。當時，恰好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工商聯代表人士聚集北京開會。鄧小平提出要見一見工商界的老朋友。他提了一個名單：榮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和周叔弢。

　　這頓火鍋宴，鄧小平稱5位老人為“老同志”，讓他們感到了從來沒有過的信任。

　　座談中“五老”提出應該摘掉資本家帽子，調動工商界為四化服務積極性的建議。同年6月，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為原工商業者“脫帽加冕”。

　　《瞭望東方周刊》：吃了小平的火鍋宴後，五位“老同志”給共產黨提出了什麼樣的建議？

　　張少琴：胡厥文把著眼點放在把工商界的人才、經驗用起來這件事上。20天後，他寫出了《關於怎樣調動工商界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意見》。

　　胡子昂在當年6月舉行的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聯合82位工商界的委員，提出了關於廣開就業門路、安置待業青年的提案。此後短短3年內，民建、工商聯在自身組織尚在恢復的情況下，自辦、合辦、協辦了3300多家集體企業，安置待業青年9萬多名。

　　火鍋宴後一個月，榮毅仁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建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建議。6月27日，國務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幾乎在同時，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也辦起了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

　　“五老”中，周叔弢是年齡最大的一位，由於年事已高，他本不打算再擔任企業的職務了，但天津工商界為貫徹小平同志指示精神，籌備成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時，他還是欣然出任董事長。

　　在改革開放最初也是最艱難的一段時間裡，工商界的同路人為私營經濟的復蘇發揮了很大作用。

　　有商人的眼光，也有赤子之心

　　《瞭望東方周刊》：您作為一名有所作為的黨外人士，能談談個人成長過程中的一些感悟嗎？

　　張少琴：1977年，“文革”結束第一年，我正好從太原重型機械學院工程機械系畢業，有幸留校在材料力學教研室當教師。上世紀80年代初，我被公派到英國作訪問學者，1985年學成回國，回母校任材料力學實驗室主任。1987年，我再次遠渡重洋，公派到美國深造攻讀博士學位。

　　回國後，歷任太原重型機械學院常務副院長、院長。作為一名黨外代表人士，我先後被推選為萬柏林區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之後被推選為省政協常委。我深知自己的每次進步，都體現了黨對黨外知識分子的關心、重視和培養。

　　在2003年我當選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後又當選山西省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山西省委主委、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席。這期間，中組部、中央統戰部和各級黨委高度關心著每一位黨外代表人士的成長，先後安排我到中央黨校、國防大學參加系統的理論學習和研討。2008年我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常委會副秘書長，進入了莊嚴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我個人的經歷，在民主黨派裡並不少見。

　　根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我們中國民主建國會共有會員近13萬，其中各級人大代表3163名，各級政協委員15704名，擔任廳局級領導職務的124名，擔任省部級領導職務的27名，全國政協副主席一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名。

　　《瞭望東方周刊》：在中國的民族企業家中，您認為有哪些人可以稱為共產黨的同路人？

　　張少琴：說到同路人這個概念，民建的創始人之一---章乃器是不得不提的。他是中國民族工商業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國證信事業的開創者。

　　1945年12月16日，他在重慶與黃炎培、胡厥文等發起成立中國民主建國會。解放後，毛澤東、周恩來見到章乃器時當面稱贊他，說他在國民黨的法庭上“像季米特洛夫那樣堅強”。

　　章乃器在1952年出任首任國家糧食部長，參與制定糧食統購統銷的重大政策，首創糧票制度，為基本解決6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民族工業方面，為黨和國家做出突出貢獻，可以稱為共產黨“同路人”的還有一位香港知名實業家---霍英東。他不僅是卓有成就的實業家，也是著名的愛國人士，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

　　《瞭望東方周刊》：您認為，這些實業家對共產黨的自我建設和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的特殊作用是什麼？

　　張少琴：他們是有理想、有信仰、有知識、堅持愛國主義、追求社會進步的人。他們的歷史功績就在於，不管是在革命年代的浴血奮斗、和平年代的經濟建設，還是祖國和平統一的事業之中，他們都以極大的愛國熱情，用不同的方式給中國共產黨以支持與幫助，他們都是共產黨最真誠的諍友、最可信賴的同路人。

　　庫恩：“當我在西方被批評，我感到高興”

　　我想讓全世界的讀者了解和同情中國和中共在動蕩的20世紀中經歷的挑戰、負擔、困難、視野、抗爭以及勝利

　　2005年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的著作《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成為中國大陸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領導人的傳記，這本書讓庫恩真正為中國人所知。他的人生也因此與中國更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兩年後，他的又一部作品《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再次引起世界范圍的關注。

　　盡管庫恩一再強調自己是想向世界介紹一個“真實的中國”，但他仍被戴上了一頂“親共”的帽子。庫恩的中方合作伙伴朱亞當（Adam Zhu）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在美國，庫恩起碼填補了一個空白，成為一個有廣泛影響的中國觀察者。”

　　時值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庫恩以中共新時代同路人身份接受本刊專訪。

　　我致力於幫助中國在世界上發出聲音

　　《瞭望東方周刊》：你是如何與中國結下的緣分？

　　庫恩：1989年初，作為一位投行家以及科學家（我在博士期間攻讀的方向是腦科學），我受中國科委主任宋健博士的邀請來到中國，就改革提供建議。

　　1990年的夏天，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主持一次關於大型組織創新的會議，當時我邀請了一位中國科學家來參加。在會議的間歇，那位聰敏的中國人呼吁我回到中國，這個建議改變了我的人生。

　　在接下來的十年左右，我每年都會來中國好幾次，就關於科學，經濟改革和並購方面提出建議。在1990年代後期，感慨於西方社會對於中國正在進行的變革的缺乏了解，我開始從事傳媒工作並開始發表文章。我和我的長期商業合作伙伴朱亞當，聯合中國中央電視台，一起制作了專題片《In Search of China》，該片通過美國電視網PBS在美國全國播放。

　　撰寫江澤民傳記，出於我的一個想法：我想讓全世界的讀者了解和同情中國和中共在動蕩的20世紀中經歷的挑戰、負擔、困難、視野、抗爭以及勝利。在那之後，我開始關注胡錦濤主席的科學發展觀；關注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的個性和思考，以及與中國改革和發展相關的經濟和政治理論。我為能見證中國的崛起感到十分榮幸。

　　《瞭望東方周刊》：你在中國有什麼事業發展規劃？正在做哪些事？

　　庫恩：在國際媒體，我在為CNBC及歐洲新聞做一個中國系列的電視節目，和我的合作伙伴朱亞當一起繼續我的承諾，為世界講一個真實的中國故事。

　　還有許多各種傳媒和企業的項目，都是為了一個目的：我致力於幫助中國在世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同時也幫助中國傾聽世界的聲音，理解外國受眾的思維方式。

　　當我在西方被批評，我感到高興

　　《瞭望東方周刊》：當聽到關於中國和共產黨的負面信息時，你是怎麼做的？

　　庫恩：當我聽到，一些無知的和偏頗的關於中國和共產黨的言論，尤其是在西方媒體裡面，我自然就想用中國的高度成就來反駁他們，但是我提醒自己，只提中國的積極面是不對的，所以我想要說出完整的真實。我不是在尋找平衡，我要表達的最起碼是我認為的真實。

　　當我在西方被批評，我感到高興（通常是，但不是一直是），它給了我機會打破成見，和傳遞信息，否則這些信息沒有辦法到達聽眾，我相信自己所說過的關於中國的一切。超過22年，我從來沒有獲得來自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報酬。

　　我的勇氣來自事實和真實，比如說當有些西方人期待中國發生類似於阿拉伯世界一樣的變革，我向他們解釋為什麼這不會發生。雖然中國和很多阿拉伯國家一樣，是一個黨來領導。但我告訴西方的讀者，這裡有三個重要區別：首先，中國共產黨帶來了空前的經濟增長；其次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政治改革，比如說官員嚴格的年齡和任期限制，即使是對國家領導人也不例外，同時政府特別通過互聯網來吸納民意；再次，在阿拉伯世界有超過50%的青年人失業，而中國通過各種方式保證了80%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另外，中國的領導人對危機保持了警惕，他們不會心存僥幸。

　　《瞭望東方周刊》：你如何向西方解釋今天的中國？

　　庫恩：我用真實的例子來解釋中國，我更強調中國的領導人是願意改變的，社會的穩定也是可持續的。人類社會非常復雜，取舍是需要的。不可能在同一時間使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的利益同時達到最大化。關鍵是調和這些相沖突的利益，而這種調和本身是需要很好的領導藝術。

　　我願意向國外讀者解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怎樣看待社會矛盾。中國想要繼續快速增長，繼續提高民眾的個人和社會自由，政治穩定是必須的。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而政治穩定就需要保持目前的共產黨執政。

　　我告訴西方讀者，中國人民擁有的個人和社會自由比他們在五千年歷史的任何時候都要多。不管西方有些人怎麼想，我告訴他們說，中國大多數人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但同時，我強調中國共產黨有更高的義務為公眾帶來利益。中國共產黨必須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和精神層次。50年以前，中國共產黨依靠他的左派政治純潔性和自我宣稱的社會優越性來統治，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公開宣稱黨的統治合法性取決於黨的行為。一位中共領導人告訴我，只有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為自己服務，才能夠繼續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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