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極具影響力中共同路人非自己初衷

2011-07-04 | 來源: 瞭望東方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黃炎培(1878—1965)：可靠盟友

　　辛亥革命時期，毛澤東聽過黃炎培的講演。一句“讀書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學到人家強國的本領，為民族效力”，使青年毛澤東深受鼓舞。

　　抗戰時，蔣介石逮捕“救國會七君子”。黃炎培聞訊後，帶著鋪蓋卷去見蔣介石，要求陪“七君子”一起坐牢，改為“八君子”，此番壯舉傳為美談。

　　抗戰時期，在重慶，黃炎培與周恩來關系最為密切，常邀請周恩來到他辦的“中華職業學校”講演。黃炎培稱贊周恩來：“乃天下難得奇才也。”皖南事變後，周恩來在參政會上憤怒揭露國民黨“打內戰、除異己”行為，並在“新華日報”寫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八個大字。國民黨幹擾“新華日報”售賣，黃炎培親自去報社搬了幾千份報紙到學校，讓學生放學後挨家挨戶散發，表示了對共產黨真心支持。

　　1945年黃炎培等組織成立了民建，民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可靠盟友，為新中國成立立下不朽功勞。

　　霍英東（1923-2006）：為中共做香港護駕人

　　作為香港最著名的愛國人士和實業家之一，霍英東堅決擁護“一國兩制”偉大構想，衷心擁護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為確保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和長期繁榮穩定作出了突出貢獻。

　　抗美援朝期間，在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全面禁運、港英當局武力“緝私”的情況下，他在香港組織了頗具規模的船隊，為祖國運送了大量急需物資，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伊始，他就著手籌劃到內地投資。

　　從1985年起，他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積極履行職責、建言獻策，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成功制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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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回歸後，他運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積極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全力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受到黨和國家的充分肯定，並與中央幾代領導人結下了深厚友誼。

　　何賢（1908—1983)：無論如何都要同共產黨交往

　　1999年5月15日，何厚鏵當選為澳門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的父親---何賢，一個在澳門曾家喻戶曉的名字也再次進入媒體的視野。澳門人民不會忘記，近半個世紀以來，有“澳門王”之譽的何賢，為澳門的穩定和繁榮所作的貢獻。

　　1943年春節前夕，日軍借口駐島的陸、海軍特務機關內訌，封鎖了澳門島。頓時島內物價飛漲，貧苦居民衣食無著。何賢協同澳門商會找到日本陸軍特務機關的機關長，幾番斗智斗勇，終於使澳門解除了封鎖。

　　何賢有位至交名叫柯麟，後者受中共委派，於1935年前後移居澳門開辦西醫診所，從事地下工作，兩人結識後成為莫逆之交。何賢晚年回憶說，“我們常在一起喝茶、聊天。他沒向我講過半句宣傳共產黨的話，我是從他做人的態度上看出他的進步的！”

　　柯麟於1951年回到廣州，任廣州醫學院院長，後到北京工作。何賢說：“要搞好澳門人的生活，要令澳門生意繁榮，無論如何都要同共產黨交往”。於是由柯麟介紹，何賢到大陸參觀訪問，並和共產黨建立起了長久的關系，並於1954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史沫特萊（1892-1950）：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

　　1929年，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作為駐華記者來到中國。1936年，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達西安，等待被邀請前往延安。在這期間，駐守西安的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5天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之後，開始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40分鍾的英語廣播。概述當天西安事態的發展，並報道與這場事變有關的內容。西安的廣播，使史沫特萊成了一個國際人物，並永久地被貼上了“中國共產黨的辯護人”的標簽，被美國報紙稱為“赤色危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