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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位極具影響力中共同路人 非自己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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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前後落差巨大的歷史,是觀察中國共產黨90年發展歷程的一個著眼點:低谷,多發生在寂寞伶仃之時;壯大,也是同舟共濟者眾多之時。


  摯友最初是對手

  中國共產黨並非一出生便一呼百應、天下歸心。


  1925年,留美歸來不久的聞一多以反對共產黨而聞名。這位日後著名的“中國共產黨的摯友”,當時還是共產黨一個主要的輿論對手---國家主義者。

  在北大的幾次國家主義派召開的反蘇反共大會上,聞一多毫不諱言:“現在北京的共產黨鬧得不成話,非與他們先幹一下,唱唱花臉不可。”

  對聞一多影響至深的羅隆基,曾因不斷批評國民黨而招致聞先生的不滿。聞先生說:“歷來幹祿之階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

  近代史學者雷頤認為,聞一多先生的思想轉變,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專制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們所難以接受的。”

  聞一多先生的轉變在共產黨的同路人中頗有代表性:正是由於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吏治廢弛,將大批有識之士推向了其對立面,使這些人有了成為共產黨同路人的可能。

  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晚年回憶說: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台灣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向往,但是對國民黨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1944年,《新民報》記者趙超構采寫的《延安一月》開始連載。這個一度引起轟動的報道稱:全延安“只有四個警察”。這給聞一多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認為“只有在那樣的新社會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無阻礙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國共之別,早在共產黨建立之初便已顯現。共產黨以其與國民黨全然不同的口號,顯示出巨大的政治魅力。

  歷史學者羅志田認為,“五四”之後,“社會主義”的招牌在當時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北大歷史系教授王奇生在其著作《黨員、黨權與黨爭》一書中說,當孫中山聲稱其“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時,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了迎合五四青年對社會主義的信仰。


  而在蔣介石喊出不得人心的“攘外必先安內”之前,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這兩個響亮的口號便深入民心。

  王奇生認為,正是這些因素,使得第一次國共合作產生了出乎國民黨意料的效果。從國民黨的立場來看,因為共產黨處於絕對劣勢,國共合作是“容共”,然而後來合作卻發展成為“容國”。中共四大以前,中共黨員僅950人;四大之後,共產黨人數迅速增長,到1927年五大時增至57967人。

  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人還控制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許多地方黨部的組建。據當時中共上海區委的報告,上海國民黨黨部處於中共的“包辦”之下,以至於“一般民眾的心目中,上海特別市黨部等於C.P.(指中國共產黨)”。

  國民黨員尚且如此,眾多兩黨外人士之人心向背,更可想而知。

  一代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都是從斯諾那裡得來的

  抗日救國,是凝聚共產黨與其同路人的關鍵詞。贊成中共抗日主張的人群,形成了聲援中共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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