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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超生: 张艺谋:把我定位为斗士是媒体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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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谋坐在离监视器不足一米的布面椅子上,身体极有自制力地向前倾斜,长久凝视着小屏幕,偶尔用右手摸索左手的大拇指,发布“开机”或“停”的命令。这两道指令将摄影棚分割为界限明晰的两种气氛:前一种是针尖落地亦巨响的肃穆,后一种则给喝到嘴里的水腾出一个“咕咚”一声咽下去的机会。如此这般从早晨9点开机,至凌晨收工,张艺谋没有吃饭,极少走动,不曾休息过,只喝很酽的普洱茶。


  那是正在北京怀柔影视基地拍摄的《三枪拍案惊奇》片场。就连坐在影视基地外马路牙子上的民工也窃窃私语:“张艺谋在里边儿。”摄影棚外偷闲抽烟的工作人员,一边抱怨如同苦修营,一边交流着在甘肃片场智退狗仔队的趣闻。这种戒备森严、又散发神秘魅力的行宫气氛,并非来自高墙深院或看门查岗的,而来自张艺谋身上发散的气场,它弥漫开来,穿透高墙,将过路的、保卫、看门人、探班的、所有演职人员一网打尽。他们全都是围绕在张艺谋身边的亚文化太空残骸或漂浮的碎片,围绕着不变的中心沿着椭圆轨道而行。

  执导奥运会开幕式后,张艺谋本人的风格被抽象化了。人们不再费心通过他的电影猜测他的意图、他的性情,他从幕后走到前台,接受直接的、针对他本人的疑问:他是命运选派来的这个时代的鲁斯本,为国家意志演奏乐曲吗?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他换之以“人民”,他为中国人民出力;身为艺术家,他那宝贵的孤独与独创力遭到侵蚀了吗?他有困惑,但妥协不见得是坏事,服从大局是必要的;他是否受到了权力的诱惑?他强调只是个电影工作者,甚至是娱乐圈一分子。他的性格,与这个民族长久倡导的特性相吻合:控制、奋斗、坚韧、在合适的时机还有点中庸之道。


  我们在张艺谋紧张的工作间隙不连贯地拍摄与采访了他。他处于一种因为权力所带来的愉快当中,跟我们开了些诸如“我整天都在思考拍照的姿势,不思考电影”的玩笑,他称赞某件便服“很亲民”。他的眉毛浓黑,夹杂了几缕“长寿眉”,据说有此特征者生命力持久而顽强。他笑得不少,仍旧不怒自威。

  问:挺忙啊导演。

  张艺谋:干的就是这活儿。

  问:为什么决定拍摄《三枪拍案惊奇》?

  张艺谋:我希望尝试一个新形式,对我来说,现在拍电影喜欢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这样的喜闹剧风格,比如一种独特的结构和表现方式。小沈阳、孙红雷(微博)、闫妮等等这些演员,第一角色合适,第二有商业的考量,这一点不用忌讳,他们也都是好演员,我也期望演员在合作中给我惊喜,给我新鲜感、挑战感。我喜欢意外和惊喜。

  问:总体来讲你是个特别喜欢尝试新东西的人吗?

  张艺谋:我觉得在拍电影上是,其他未必。(笑)像吃饭就不是,吃饭就永远是一碗面。

  问:吃饭一碗面,每天睡2、3个小时,传得像神话似的。

  张艺谋:每天只睡2,3个小时,不光你问,所有人都问,我自己也问。通常我在拍戏的三个月四个月,都是这样子,可能是我热爱这个工作,我全身心的投入,有这样的能力。你要让我不拍电影睡懒觉,我天天能睡。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个精气神儿。

  问:《三枪拍案惊奇》是奥运会开幕式后你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张艺谋:没有直接关联。开幕式的创作经验和体验,是毕生的财富,这种财富,首先是一种举世瞩目的效果,一生都碰不到,就是拍电影,开玩笑说,你就拍死了也达不到,这是一个全中国、全世界关注的机会,一个人一生有这样一次机会,此生无憾吧。其次的财富,在这样一个超大型的活动中,面临诸多困难,克服它所带来的自信力和掌控力,其中的坚持与妥协,对创作都是个很好的锻炼,这种锻炼是超大型的,超重量级的。

  问:看开幕式记录片《张艺谋的2008》,你其实特别焦虑,是因为必须妥协而焦虑吗?

  张艺谋:我是很焦虑。你看我拍电影,队伍只有200人,感觉到一切都可以掌控,我只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设法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突破自己的条条框框,去寻求新的感觉。这是一种个人创作。奥运会的事情不同,真的不是纯个人的,方方面面有许多事情无法掌控,让你欲速不达,让你心生焦虑。我是个相对比较坚强的人,你会看到我相当的焦虑,我不知道,也许别的导演搁在我这儿比我还要焦虑,别人还会崩溃。

  妥协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是一次全中国人寄托的创作活动,目的和意义都远非个人活动可及,个人艺术上的见识和坚持,常常要让位给更大的目标。如果在这样的活动中一味地坚持自我,是很愚蠢的,也是不称职的,应该大局为重,一定要摆好这个心态。所以妥协是必须的。

  问:你个人创作也会妥协吗?

  张艺谋:拍电影也要妥协,最简单的说,要符合国情吧,要通过审查吧。你自己想怎么拍怎么拍,不符合现在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商业化,都不行啊。没有一个创作是真正自由的,就算在国外也一样,国外一导演,他要妥协的部分同样多,没有一个导演敢宣扬说,我是百分百的自由创作。

  问:你说过你的信仰“就是中国会越来越好”,“信仰我们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这种信仰从何而来?


  张艺谋:我是毛主席那个时代教育出来的,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宗教,我们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至今我也什么都不信,佛教、道教,我也尊重,为了寻求平安,我们这个庙也拜,那个头也磕,我们把工作都做了,包括电影开机也烧烧香,入乡随俗嘛,敬心里的东西。但实际上我相信严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我相信人可以体现一切,我相信人的精神、人的意志和人的努力。同时我也相信团队,大家的认真负责。我也相信,我们不至于没有运气,开幕式,中国人就这一个机会,没运气的时候我们赶上了?我不相信。

  问:你的自信从哪儿来?

  张艺谋:这点是被承认的,我很自信也很坚强。是成长经历吧。我从小不自信,跟家庭出身有关系,我出身不好,是狗崽子,儿时的苦难或者磨难,让你慢慢地用平常心来对待。磨难是一种财富,对待这种磨难不要自恋,不要扭曲,反倒会以一个平常心看待一切,可能力量和自信就从这里来。力量和自信不是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怎么怎么蔑视一切,我多牛,牛烘烘,反倒是看开一点,你是个普通人,因为你的职业广受关注,否则你就是个木匠。其实干什么事情都这样,别拿自己太当碟菜,有自知之明,这样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很脆弱;你碰到一点荣誉呢,也不会一下子就范进中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这行全是这种人,一个片子一牛,哇,一览众山小。你也不会那样儿,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相信自己的努力。

  问:听说,你28岁之前,世界观就确立了。

  张艺谋:世界观这词挺大的,什么是世界观也挺大的一事。还真不知道哪年确立的世界观。这话是这么说的:我在28岁之前,在北京电影学院以前,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青春期的成长,所以说应该说在28以前,我的人生经验已经有方向了,这个人干什么,大体上跑不了样儿了,大体上就是他的性格。尤其是10年文化大革命,正好我16岁-26岁,是最重要的成长期,它给人的积累和影响是深远的。那种狂热、动荡、残酷的生存环境,人性在那个10年文革中的许多本质的表现,这些东西对我日后了解社会、了解人生、判断很多事情的价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坚韧,或者叫承受力,应该是那个时代、百分百是那个时代锻炼的。

  问:总体来说,你近几年的创作被评价为“与时俱进”。


  张艺谋:与时俱进,我自己还没想过这词儿,不过你这么说,我倒觉得我拍片子和做文化活动,真的有点与时俱进的意思。这个跟我在创作中很愿意追求形式感有关,我这种强烈的追求形式感,常常也招致很多批评,可能正是因为追求形式感的爱好吧,让你对新的东西很敏感,因为新的东西,常常是以强烈的形式感出现的,不是以内容,不是以丰富的内涵,而是以独特的形式,所以与时俱进与追求形式感有关。

  内容与形式也是要高度统一的,我们的成长经历,我们这一代,挺文以载道的,至如今都不能很轻松的看问题,我们活得还是挺沉重的。因为生活经历,对内容,对严肃的内容,我们始终是迷恋的,内容之正宗严肃,或者深刻,常常是最了不起的。说回到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是形式感的一次尝试,我希望能发挥一种娱乐精神,内容不要过于沉重、过于正统、过于深刻,当然要有内容,要有人物,要有性格,要有你想讲的那句话,但是不是可以让它以另一个面貌出现,负载简洁一些,有更大空间,让年轻人更喜欢呢?

  问:你是怎么看待批评的?

  张艺谋:特别平常心。这一点都不带吹牛的,因为批评太多了,所谓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这是村里的话。从我一开始涉足创作,就习惯了,习惯后反倒以平常心看。而且我认为,无论哪方面批评都是合理存在的,因为作品是公众性的,基于哪方面的批评都有它的角度,你不必急于说明我不是这样,我是那样,你错了,你误会了我。后来我发现一张嘴也说不过无数张嘴。有人批评是在乎你,有人批评是本来就是看你不顺眼,还有人批评是跟着哄,还有人是无所谓,实际上批评的心态也不一样,仍旧要以平常心对待,这就是娱乐。

  我老开玩笑说,我们看待自己要有娱乐精神,别把自己当碟菜,别以为我们电影导演都是深刻的思想家和伟大的艺术家,你在新浪和搜狐,在所有网页,你得点“娱乐”那栏才能见到我们,我们是娱乐界的。你已经归到娱乐界去了,批评也罢,表扬也罢,炒作也罢,起哄也罢,是不是都是娱乐的一种啊?(笑)让大众开心,让大众关注,这都很正常,你干这活儿的,要不你别干这活儿,干一独立的,自各关家里欣赏。

  问:你好象总把自己跟“文化人”隔离开?

  张艺谋:文化人太广泛,我们最近说一个新词,叫“首文”,首都文艺界(笑)。我们都说首文怎么样,首文经常评论你的是500人,1000人?不知道。你得这么看,你的作品出来,你看报纸上20篇文章批评你,你吓一跳,感觉全国都在口诛笔伐你了,其实就是首文那20个人。能看到20篇那都了不起了,一般也就3篇,有人看3篇表扬文章就觉得了不起了,其实就是首文里的仨人,也不定拿钱没拿钱。开玩笑的说,文化人是个特别大的概念,东说西说,众口难调,哪一股势力,那一种流派代表,有没有松散的紧密的团体?都不确定,看你在意不在意了。你上网,查你名字,一大篇批评,今晚就睡不着觉了。我们常常说老百姓怎么看,文化人怎么看,真正老百姓怎么看,还有个标准,文化人还真没什么标准。文化人是哪一派哪一拨的?

  问:你觉得你算文化人吗?

  张艺谋:算,当然算,我要说我不是文化人谁都不信。我不能算那种博学的文化人,我只是娱乐圈电影界一分子。

  问:你怎么看待“主流”的评价?

  张艺谋:这个说法是泛政治化的说法。把社会分为主流、非主流、边缘等等,我不知道这说法的定位在哪里。西方媒体对我早期作品有个定位,把我定位为一个斗士,其实他们误会了我,我没敢做斗士,是时代影响了我。今天他们发现怎么斗士突然变成了宋江?(笑)我其实不是斗士,也不是宋江。你要让我说,我有自己的良知、信念、道德标准、价值判断,我都有,我也是在做一些事情,我没有高估自己,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我只是一个热爱电影、热爱一些文化演出和活动的人,我有机会就尝试一下方向,挑战一下自己。

  问:你满意自己的现状吗?

  张艺谋:我要说我不满意,谁都不信。从世俗角度看,从功名利禄角度看,我当然是第一个要满意的;要从我自己的心态看,我还有很多不满意。我老想拍一部我认为特好、特满意的电影,我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比如剧本,我一直抱怨,我是导演,不是编剧,可现在2/3精力用在遍剧上,我幻想有一天拿到一个剧本,略做调整我就拍,把90%的精力都用在导演工作上,我觉得就太幸福了。跟80年代相比,好剧本不多,现在也经常下手晚,我现在是剧本荒,吃了上顿没下顿,你说我能对现状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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