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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糕事件: 图:走进新疆卖切糕人的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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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们5岁起就下地干活,但贫瘠的土地以及每年80天以上的干旱、扬沙等恶劣天气,让耕作所获少得可怜,这个家庭连修补屋顶的裂缝都无能为力。


  人多地少,是幅员辽阔的新疆另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现实。近几十年来南疆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使这片绿洲的人地矛盾愈发尖锐。2006年,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三地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人口约占全疆人口的30%,而GDP仅占全区的8%。

  公开数据显示,在喀什,至今仍有65.66万居民要靠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维持生活。


  10年来,喀什市区经历着旧城改造、建立经济特区等一轮轮发展热潮,70公里外艾尔肯所在的阿拉勒村,时间却仿佛陷入停滞。村里八成以上的村民不懂汉语,也从不使用机械化工具,男人们则大多在街上闲着。种地收入太低,村干部甚至需要每年挨家挨户做工作,才能让农民们及时播种、收割。

  艾尔肯读完初中,就再没去上学。在田地里苦熬5年后,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2006年,伽师县选派220名青年赴天津务工,拉开了喀什地区向内地输出劳动力的大幕,这也是全疆第一次疆外劳务输出。

  长久贫困与对财富的渴望,让这个年轻人迫切地想要离开家乡。

  第二年,艾尔肯报了名,成为天津一家木板制造厂的员工。

  在这家工厂里,艾尔肯每天的工作是操作机器,将实木颗粒混入胶水后压制成木板。每月的工资1100元。一年以后,艾尔肯攒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1万元,抵得上他种5年的地。

  金钱冲淡了乡愁,有那么一瞬间,艾尔肯充满了幸福。他把一半的收入——5000块寄回了家,让父亲修葺残屋,把院外土墙改成砖墙。他还告诉16岁的二弟,读完初中也赶紧过来。

  政府大批量的劳动人口集体输出,改变了一批年轻人的生活与对自我的定位。至2010年底,伽师县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33.8万人(次),劳务创收达10亿元。艾尔肯所住的工厂宿舍里,也开始出现了MP3、手机以及价格不菲的手表、皮鞋。

  然而日复一日,财富迷雾下的坚硬现实却逐渐清晰。漂浮着碎木粉尘的车间里,艾尔肯每天工作12个小时,重复一个动作要上万次;他读不懂一份简单的说明书,叫不出车间主任的名字,也不认识机器上的任何一个英文字母。

  这意味着,需要更复杂的工作技能、收入更高的岗位,是他和他的同乡们无法企及的。

  这不仅仅是艾尔肯一人的困境。伽师县技能培训中心机电系的教师库图鲁克每年要培训300至400人,为期30天的培训里,最简单的电路维修,最后仅有40%的人能够掌握。

  更难熬的则是孤独。艾尔肯及他的同乡,被安排在一个车间、同一个寝室里、同一个清真食堂,每天反复吃着馕、馍馍与挂面。

  积攒着微薄的收入,内心的撕扯却愈发剧烈。一台50元买的收音机,是艾尔肯夜里唯一的慰藉——孤独天线里传来的熟悉乡音,能让他感到安宁。

  把小姑娘吓跑了,很难受




  年轻人的就业渠道狭窄:第一,摘棉花;第二,进工厂;第三,做小贩,成为城市里的游荡者。

  艾尔肯在两年的合约期满后,选择离开工厂。自由了的青年,却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不愿回家困在地里;想进入城市,却发觉自己甚至难以填写一张城市的就业申请表。

  截至2010年底,新疆拥有农业富余劳动力219.7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83.77%,主要集中在喀什、和田等南疆地区。

  这是属于艾尔肯这样的南疆农村青年的困境。受限于贫穷、偏僻、民族文化的隔阂及汉语水平的低下,这些年轻人的就业渠道狭窄:第一,摘棉花;第二,进工厂;第三,做小贩,成为城市里的游荡者。


  在天津街头游荡两天后,艾尔肯选择了最后一条路,他来到北京,投奔了老乡——在街头售卖玛仁糖的南疆人。

  2008年1月,同乡伊力亚斯收留了艾尔肯。从这个年近40岁、性格剽悍的汉子这里,艾尔肯第一次得知:玛仁糖。这久远年代古老商队的遗产,已成为城市里街边的货品。

  长久以来人们对其独特售卖方式的固有印象:一群维族人,骑着三轮车,操着大嗓门,手持长刀,依据顾客需要切割售卖。

  早晨9点,艾尔肯与同伴们骑着三轮车,到东直门、中央民族大学等地贩卖,常需要骑行30至40公里。午饭吃自带的馕,或是到拉面馆吃碗拉面。

  夜晚9点,他们相约返回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家,由于收入微薄与租房困难,多是四五个人,挤在10平米大小的小屋或地下室。租金500至800元,大都破旧、潮湿,且无法供暖。

  艾尔肯常要在寒风中站上一天,他被城管抓过十多次。每次车与切糕被一股脑没收,需要缴纳300至500元,等上15天才能取回。

  对于艾尔肯来说,更大的痛苦则在于语言。每次当他站在街头,用蹩脚的普通话叫卖时,人们总会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

  与顾客讨价还价,直率却口讷的他只能挥舞着手比划,这曾经吓跑了一个小女孩,“很难受。”

  艾尔肯初中时的汉语课老师,自己的汉语就说得磕磕巴巴。如今,克孜勒博依乡学校的28个汉语老师,也仅有15个是汉语专业毕业。没有足够的汉族老师,是老师阿衣努最大的担心。

  偷窃与强卖的确在一部分人中存在,而对辛苦打拼的艾尔肯们来说,较低的文化水平与生活阶层则是这个群体的形象滑向负面的加速器。他们不善言说、传统习惯与内地迥异、难以或者干脆不愿沟通导致新疆农村年轻人很难在内地被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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