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爆炸: 西陲紧张中共需彻底检讨民族政策

2014-05-23 | 来源: 自由亚洲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可以说，中共传统民族政策被推至一个临界点，迫使中共必须重新检视。而这种检视必须是自上而下的通盘的彻底的考虑，乃至新的制度设计，尤其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将其奉为不可逾越的圭臬。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必须接受彻底的重新检视与反思，但这种检视绝非之前民族政策具体化的修补和调整，也不仅限于软硬的二元选择，而是必须就全局性的自上而下的通盘更新换代，脱胎换骨。此外，中共的民族政策脱胎于苏联模式的母体，却在内在指导思路上出现前后矛盾，在“同化”还是维持“多元”的预设目标间始终首鼠两端，言行不一。

　　苏联模式走入死胡同

　　1991年12月25日，曾经与美国并驾齐驱，驰骋二战后世界政坛的超级大国顷刻间轰然倒坍。在此之前的一年间，以立陶宛为起始，各加盟共和国通过民族自决纷纷宣布独立，苏联被肢解为十五个国家。更早之前，以苏联为师的东欧卫星国也在短时期内分崩离析。南斯拉夫则在此后的1992年不断分裂，最终一分为七，期间民族间杀伐不断终于酿成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共当下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即脱胎于苏联模式，是为当下世界两大主流民族关系之一的拼盘模式。为争取少数民族支持，中共将民族矛盾简单对应为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随之采取包括认错、补偿在内的一系列动作。这一形式在早期的确团结少数民族，减少统一阻力颇为有利，但是这种做法隐患重重。比如由此制造了对多数民族的不公平，强化民族认同更可能埋下分裂主义的种子。

　　斯大林如果不是误解了列宁那便可能是缺乏担当。当初列宁率先以民族自决形成联邦奠定国家根基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并非将之视为传至久远的方式。有文章称，十月革命后俄国各地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列宁认为，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马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单一国家在现实中做不到，只能通过承认自决权，在此基础上通过自愿原则组建一个大国家（联邦或国家联盟）。他希望在理论上给予各民族完全的“自决权”后，各国的无产阶级会回过头来支持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是“若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列宁的意思非常明确，联邦制只是在特殊国情条件下向完全统一（单一国家）的“过渡”形式。列宁逝世后，共产党一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机会带领苏联各族走出这一“过渡”形态，但他和后继的领导人并没有这样做。

　　而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中国将其奉为圭臬。苏联以民族命名个加盟成员，而中国也在中共建政后十余年间相继成立5个自治区。虽然中国的宪法没有“愚蠢”到轻易地允许各加盟共和国可自决是否留在“苏联”中，但毫无疑问它也同时在进一步强化、固定民族的身份认同，并将其转化为政治上的现实利益。中共体制内学者胡鞍钢说，民族融合自然会有矛盾磨合的阵痛期，但不至于形成分裂，而强化民族识别便无疑在培养分裂主义的倾向。

　　而20世纪80年代，胡耀邦在位时期更是将这条道路走得更远。有资料显示，当时胡耀邦视察西藏对汉族干部的作为很是不满，于是下令多数汉族干部撤出西藏，各少数民族地区闻风而动，中共影响力和控制力被实质性削弱。

　　同时，伴随当时的政治空气松动、民族学校匮乏，新疆地下讲经堂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甚至成为此后不断挑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火种。至今，此局面仍未得到全面改观。

　　而在应对民族矛盾危机中，经典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变机制便是归咎于民族压迫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但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分裂”给予了我们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告诉我们并不是经济便可决定一切。布拉格之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制得到确立，而且从历史上捷克、斯洛伐克拥有良好的传统友谊乃至民族血缘，但在东欧剧变的浪潮中仍然走上分道扬镳的之路。须知，起初在中央政府的推动和扶持下，斯洛伐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直到最后双方已经将不分伯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