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 陈云三中全会成领导核心掌权内幕

2014-12-30 | 来源: 多维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在组织领域，陈云为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老干部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陈云曾长期做组织工作，许多老干部同陈云比较熟悉，他们通过陈云向中央反映，争取解决他们的问题。陈云出面把许多案子转给华国锋、胡耀邦等人，请中央及时考虑予以解决。1976年11月25日，陈云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转交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允许黄克诚回京治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此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同意，黄克诚遂被从山西接到北京治疗。此举不仅改善了黄克诚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状况，而且也为黄克诚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13]1978年1月3日，陈云又致信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转交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组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事后，王鹤寿即被从外地接回北京，并恢复了组织生活。[14]4月24日，陈云又致信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转交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同王鹤寿一样，陈云指出，陶铸是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组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卷宗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15]9月11日，陈云还就关于徐懋庸等问题致信胡耀邦，证明毛主席确曾讲过“徐懋庸给鲁迅的那封信是错误的，但他还可教书”；徐懋庸在延安参加了毛主席组织的哲学研究会；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说过30年代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论争，也没有听毛主席说过“国防文学”是反革命口号。陈云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上海文艺界30年代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16]

　　陈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上述关键作用，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他在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赢得了党心民意，打下了现实基础。

　　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冲破原定议程，扭转会议方向，为中央人事调整开辟了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本来并没有调整中央人事的议题，而是要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是在进入正式议题前，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而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初的动议也只是为成立中纪委和通过中纪委领导班子的组成。但由于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扭转了会议方向，使得中央人事调整问题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实际上开成了确认工作会议成果和充实中央领导机构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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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陈云敏锐地意识到，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思想，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而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解决。解决好这些问题，对实现安定团结和工作重点转移非常必要。

　　陈云审时度势，于11月12日在东北组发言，率先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一次性列举了六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重大历史问题：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把从反省院履行出狱手续出来的同志和派到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定为叛徒的问题。中央应该承认1937年的“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