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用曾山：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失误

　　1943年—1945年，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已形成党、政、军一体化的大格局。华中财委由曾山挂帅，朱毅、方毅为副主任、张劲夫、骆耕漠、徐雪寒、孙冶方等为委员。粟裕、叶飞领导的一师对应苏中行署(陈丕显兼财经委主任、陈国栋任副主任)；罗炳辉、谭震林领导的二师对应淮南行署(财政处处长陈穆)；彭雪枫(后张爱萍)、邓子恢领导的四师对应淮北行署(行署主任刘瑞龙，财政处处长李人俊)；黄克诚领导的三师对应苏北盐阜区行署(财政处处长骆耕漠)；梁兴初统帅的独立旅对应淮海专员公署(财经处长顾准)；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领导的五师对应鄂豫边行署(财经处长范醒之)；曾希圣、谭希林领导的七师对应皖江行署(财经处长叶进明兼师供给部长，副处长蔡辉兼贸易总局局长)；江渭清的六师十六族对应苏南行署(财经处长李应模，1945年牺牲)。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的军费、军需来源完全靠自力更生。一是“取之于己”：1942年开展大生产，部队自组织农业生产，开荒种地、割苇、捕鱼、养鸭、采藕、养猪；各部队还组织开办各类军需厂(被厂、纺织厂、肥皂厂、牙刷厂、牙粉厂、军工厂、煤厂等)生产运动和各类作坊(油坊、磨房、豆腐坊、酒坊、粉坊)。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如1943年，军直属队自给了8个月蔬菜、十个月盐以及全年肉食，生产货值500多万元。二是“取之于敌”：抗战期间，缴获火炮789门，掷弹筒627门，轻重机枪4821挺，长短枪23.0595万支。日本投降前后的大反攻，先后解放城镇32座、市镇40余个，缴获大量武装、装备、弹药、被服、粮食和和黄金、白银、钞票及贵重有价物。三是“取之于民”，即派粮征税。各根据的财政收入1/3交军部，1/3交驻军，1/3归地方。四是“取之于商”。这是最精彩的华东特点。苏中一师利用特购渠道，1942年—1945年从上海购进的军需物资总量80船，近2400吨，货值银元5亿元。皖江七师1943年—1945年，利用长江大通道，开展日进出货运千船的大贸易，仅上缴军部的现款高达法币5300万元(折黄金26.5万两)，还有大批西药、电台、医疗设备等进口军需品，雄踞全军之首，成为“以商养军”的典范。

　　“先富民而后足兵”，是华中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要旨。一、精兵简政，脱产党政军人员控制在当地人口总数2%以下；二、减租减税发展农业；三、扶持发展民间小工商业；四、水利富民：各地都搞水利公用建设。六师在沙洲县、七师在无为县搞得水利工程最大、最出色，蔡辉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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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后，时任皖江行署财经处长的叶进明老人回忆道：“这里的工人、农民和小商人，除了担心日寇、伪军或顽军骚扰之处，真是安居乐业。人民对抗日的军队和政权真心地爱戴”。

　　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牵制了日军13个师团，占侵华日军总军力的22%、伪军的30%；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对日伪军作战2.4万次，毙伤俘敌41万，先后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00万，建立了苏中、淮南、盐埠、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主力部队从组建时的不足1万发展到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武装96万余人。至1949年底，以新四军为基础的第三野战军已形成拥兵120万(野战军82.5万人，地方武装39万余人)的雄师。这一切，如果没有强大的战时财政和军需为保障，没有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的支持和牺牲，没有几十万默默无闻的华中财经大军呕心沥血的奋斗，是不可能实现的。

　　华东财经、后勤精英们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二野、三、四野渡江南下等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大兵团运动、攻坚军事行动的后勤、财经、军火保障供给中爆发出的巨大经济组织、协调、保障能量，是人民解放战争夺取全面胜利的基本保障。据陈毅、栗裕和曾山、傅秋涛(时任华东支前委员会和支前司令部的主任和司令)、刘瑞龙(时任第三华野后勤部部长)等当事人的回忆和军史记载，在淮海战役中，以山东为中心，组织动员鲁、豫、皖民兵、民工500多万、大小车辆80多万辆，参与修公路、铁路、保护通讯、运输、转运伤员。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转运伤员11万人；1948年冬季华中财委通过增发货币，支援淮海战役军用款项达642亿元。四野70万大军南下时，邓子恢(由华野调任四野副政委)主持领导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无根据地依托的条件下，其规模之大、困难之多、组织之严密、跨度之长、范围之广，迄今都堪称绝唱。随四野南下打到海南岛的原新四军三师副师长洪学智，后来成为我军现代化后勤建设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