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用曾山：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失误

　　至1950年2月，共收容遣送散兵、流勇及其家属4万余人，留用旧政府官吏5.6万人，旧公教人员3.76万人。至1951年初，安置护送回乡灾难民18.4万人；至1952年底，收容处理各类乞丐约5万人。对孤儿和娼妓，也做了人性化的妥善处置。经一年多努力，总共疏散回乡33万多人，安置就业就学10多万人。消除了社会隐患，稳定了社会秩序。

　　五、恢复发展工商业：

　　1.对接管的旧政府和官僚资本的38家企业实行国有化，并迅速恢复生产；又先后筹建了国营南京汽车制造厂(以三野快速纵队为基础)、拥有2万支纱锭的南京纱厂(以私营益丰纱厂及原英商和记洋行的厂房为基础)。

　　2.大力恢复私营工商业：用信贷支持南京最大的中央商场(私营)率先复业，带动全市各行业商店全面复市；信贷支持私营有恒面粉厂、江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复工复业。至1950年6月中旬，全市2000余家私营工业、手工业企业已有600多家复工。

　　为大力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快复发展，仅1950年5月----10月，南京人民银行给私营工商业货款332亿元(旧人民币)，占同期发放货款总数的86.45%。私营江南水泥厂、下关电厂、永利铔厂(全国最大化肥厂)等工业支柱型企业都恢复了生产。永利铔厂主产品硫酸铔的日产量从解放前最高100吨增加到148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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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9月，毛主席在北京六国饭店和张治中散步时，对前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江渭清参与接管南京有如此评论：“你们的胜利，靠了三个法宝：模范的纪律，模范的群众工作，模范的统一战线”。

　　华东在上海、南京走的几歩好棋，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华中各根据地已经成为熟练运用的基本模式。如早在1943年，曾希圣领导的新四军七师暨皖江行署和区党委就采纳了财经处蔡辉提出的“破困之策”。其核心纲领是：在政府统一货币、统一税制、统一战略性商品对外专营、管控物流(长江航运)的基础上，以汤家沟经济特区为中心，以城、乡(敌、我)商品大流通为纽带，建立广泛的抗日经济统一战线。此后三年，在这一经略指导下的皖江财经进入高速发展期，财力跃居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冠。

　　新四军和华东各战略区主政领导中涌现一大批年富力强、力能抗鼎的治国理财领军人物。解放战争后期，二野、三、四野大军南下的后勤保障和解放区经济恢复、建设的主政要员，多出自新四军(邓子恢调任四野大管家，李先念、骆耕漠调任二野大管家，刘瑞龙出任三野后勤部司令兼政委、曾山任华东财委主任)。华东干部的实际影响力遍及华中、华东、中南、西南、中原各大区。建国初期，曾山、陈国栋在上海、邓子恢、骆耕漠在中南局、李先念在湖北、黄克诚在湖南、张云逸在广西、曾希圣在安徽、谭震林、谭启龙在浙江、张劲夫、汪道涵在杭州、方毅在福建、江渭清、管文蔚在南京、向明、黎玉在山东，方方在广东(东江纵队北撤四野后归华野，两广纵队解放战争归建三野)、范醒之在中原局(郑州)，都在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稳定货币、平抑物价、恢复工商、繁荣市场、改善民生、兴修水利领域成就显著，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巩固、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陈毅说：“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二十多年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人民群众，我们就活不成，也不会有今天的胜利。现在革命胜利了，一定要一切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使人民真正认识到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叶进明“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奠基人”)集中表达了那个时期已形成的华东共识，代表了当时华东财经工作总的指导方向----发展生产、恢复工职民生惟大的新民主主义路线。

　　1942年----1952年，是华中(华东)财经工作最辉煌的“黄金十年”。这十年，华中(华东)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与各大区比，出钱最多、出物最多、出兵最多、地盘最大、贡献最大。在这十年中，华中(华东)的成功经验说明，谁掌控了货币、商品、税收、交通和公用设施，谁为民谋利，谁就能取得驾驭经济全局的主导权。华中(华东)在建立我党领导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大战略思路指导下，将“政府有限管控”与多元主体的市场经济共存发展，化“对立”为“统一”的成功实践；将满足革命战争需要和保障改善民生两大目标，化“对立”为“统一”的成功实践(先富民而后足兵论)，今天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