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古田会议：朱德与毛泽东争权之役

　　二、毛泽东的“集权”与朱德的“分权” 之争

　　1929年1月14日黎明，“陈毅与朱德、毛泽东一起，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当晚，在大汾就歼灭守敌一个营，随后就日夜兼程向大余县城进发。而当时的大余县城并无敌军设防，所以红军不费一弹就占领这座县城。但当时的“大余县毕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报信。”就这样赣军李文彬旅一举就攻破了林彪率领的红28团警戒阵地，紧急时刻，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的毛泽东、朱德率军部少数人向城南转移。这一仗，红四军牺牲了两个营长、一个团党代表，部队撤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县，为了摆脱追兵，红四军主力日夜行军，因为沿途没有党组织，群众不了解红军，孤军作战，这期间连军部都差点险遭覆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后被俘，最后英勇牺牲，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腿部中弹。陈毅在突围中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自己快步脱身。”毛泽东称这一时期，是红四军成立以来最困苦的时期。

　　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都有很多困难，不少人认为应该把部队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根据大家的意见，于是准备将红四军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一、第三两个纵队，一纵队由28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是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朱德、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但“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为此，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朱德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最终也没有任何结果。几天后，3600人的部队连吃饭都很困难，行动时目标很大，恰逢隆冬，冰天雪地，而红军还身着单衣行军，所以不少干部强烈要求分兵活动，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把多数人提出的分兵的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由此在部队中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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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红四军最高权力机构是前敌委员会，也称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前委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革命战争时期，为组织领导某一地区武装起义或组织指挥重大战役而设立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1927年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由毛泽东、卢德铭等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红四军成立后，再次成立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书记。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来信，信中认为前敌委员会应当设立，但又指示红四军“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面对部队中因分兵引起的不满情绪，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提出，由朱德任书记的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并由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来兼政治部主任一职。就这样，“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毛泽东一人兼任，党权、军权、政权、人权以至财权，都具体地集中到了毛泽东一人手里。”有了这些权力后，毛泽东的指挥就得心应手。

　　1929年2月10日，在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一举歼敌第15旅的两个团，这也是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从此红军摆脱了被动的局面，并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尽管如此，红四军中不少干部对毛泽东集权的做法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恰在这时，2月7日，红四军接到中央的来信，后来党史上称之为“二月来信”。在信中要求红四军，为了保存实力和发动群众，将队伍分散到农村去，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去中央，随即红四军中一部分积极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二月来信”为借口，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

　　同年5月上旬，中央又派刘安恭来红四军工作，刘安恭也是四川人，与朱德、陈毅是老乡，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又到苏联学习军事。由于是中央派来的，又是苏联回来的，在军事理论上很有一套，加上善于辞令，这使红军不少干部对他很是佩服。当时红四军中毛泽东、朱德间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争论与分歧，因为刘安恭是中央派来的，所以朱、毛双方都想争取刘支持自己。当时，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多了起来，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建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临时军委在前委的领导下主抓军事工作，毛泽东任命刘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但刘安恭并不领毛泽东的这个情，他和朱德、陈毅间更谈得来。朱德有了刘安恭的支持后，在红四军党内军内一些原则性问题展开了与毛泽东的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