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之父：基督徒到中共特工

2015-04-08 | 来源: 嘉崎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当时我只有两岁，没什么记忆。大姐后来回忆：中途我们这节车厢被卸下来，以减轻负载，夜半荒郊之下这节车厢的人就坐在地上等待，每当远处有火车开近的声音，坐在地上的人就举火呼救。直到后来最后离开沈阳的一个火车头，挂上我们这节车厢徐徐前进，才最终到了北平车站。到了之后听说前列火车中途遇到土匪抢劫，想来我们全家也是万幸。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多人流亡到了关内，父亲成为东北政治力量的代表，他也利用自己这种身份，呼吁国民党抗战，早日收回东北。到了北平，妈妈生下肚里的孩子，也是我的小弟，父亲为他取名“明复”，意为早日光复东北。

　　也许同为基督徒，宋美龄对我的父亲十分信任。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他和宋美龄亲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长和指导长，父亲则在宋美龄的推荐下出任书记兼干事，还曾和蒋介石共用一个大办公室。1935年，父亲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的角色。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他们的夫人要想见蒋夫人，都要先在我父亲那儿登记、打电话，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在别人眼里，他是蒋宋身边的红人，再加上他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

　　旷世之情

　　张学良晚年曾对我和明复说：“你父亲很能干，他到蒋先生那儿做事是我介绍的。”回首父亲的一生，张学良是对其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扮演着张学良的高级幕僚角色，张学良对我的父亲也十分信任。“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知道张学良内心很苦闷，他们几个东北军领袖经常与少帅一起商讨收复东北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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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1月初，父亲以视察新生活运动为名到了西安。其间，他和张学良还进行了一次长谈，张学良向他明确表示不想参加内战，也透露自己和共产党联手的想法。父亲从西安回到南京不到半个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爆发了。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高崇民、卢广绩等几位东北军领袖一直奔走于各方，为和平解决此事，也为营救张学良而努力。

　　12月28日，戴笠通知父亲，说宋子文请他到南京近郊北极阁公馆。父亲后来回忆：“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我已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

　　宋子文、宋美龄一再向父亲承诺说，一定会放汉卿回西安，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声望作保证。就这样，父亲受宋子文、宋美龄委托，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又飞到西安，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放回被扣下的50架飞机和陈诚等国民党要员。但张学良却仍未被释放，这让他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从西安回来后，父亲曾四次去奉化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都未果。1937年2月中旬，父亲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放张时，蒋介石同意让父亲和张学良见一次面。当时，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雪窦寺。父亲后来回忆，两人相见时，外面监听的人的影子都看得见。没办法，两人只能长时间地握手，这次见面只有半小时。父亲离开时，几步一回头，张学良始终站在门口，目送他们离去……这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