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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谜案:褒贬悬殊的郁达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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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万里投荒,横死绝域。关于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褒赞他的人称之为天才、大师、益友和现代诗坛执牛耳的龙头大哥,贬损他的人则骂他为花痴、汉奸、变态狂和堕落文人。本文作者王开林,摘自2015年8月31日《北京日报》。


  

  郁曼陀(中)、郁养吾(右)、郁达夫(左)三兄弟合影


  1938年12月,郁达夫接受胡文虎的聘书,携夫人王映霞和儿子郁飞乘船前往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华文副刊。三年内,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抗日,在东南亚读者中形成了密集的影响。1940年3月,由于自曝家丑,《毁家诗纪》捅出大娄子,郁达夫与王映霞协议离婚。嗣后,他的感情空白在星岛得到填补,才貌双全的记者和播音员李筱瑛进入他的生活。李筱瑛是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毕业于暨南大学,中英文俱佳。她年轻浪漫,崇拜郁达夫的文学天才,乐意以身相许。两人热恋一段时间后,李筱瑛即以“契女”的身份搬至郁家居住。

  王任叔(巴人)在《记郁达夫》一文中写到郁达夫与李筱瑛的恋情:“达夫对于这位同住的女人,十分关心留意她的謦欬、笑貌和烦躁,忠顺与卑屈,已到奴隶的程度。而那女人呢,大有法国贵妇人气质,自恃青春,傲慢而骄横,在不可一世的气概之下,包着一颗实利主义的灵魂。尽可把一个男子作为工具而使用,但必须和她站在平肩的时候,既须有名士的才气,又须有达官的权势与巨贾的富有。”

  不知为何,王任叔的坏印象与刘海粟等人的好印象并不吻合。郁达夫有了女朋友,这件事情不可能瞒得住十三岁的儿子郁飞。尽管李筱瑛对郁飞关心备至,带他看电影,买礼物,多方争取,郁飞还是坚决反对父亲跟李筱瑛同居。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其后不久,李筱瑛随同英国军队撤退到印尼的爪哇岛,郁达夫则逃亡到苏门答腊,彼此消息隔绝,这段恋情就无疾而终了。


  当时,在印尼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一批流亡南洋的中国文化人合伙开办了一家“赵豫记”酒厂,郁达夫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迫害,掩藏真实身份,他化名为赵廉,出面做酒厂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当会计。郁达夫让人用汽油桶装酒,卖给日本兵,他开玩笑说:“我虽无力杀死日本人,我要用含酒精度的烈酒醉死日本人!”由于他暴露出日语专长,被迫做了日本宪兵队的翻译,为期半年多,他利用这一敏感职位保护了陈嘉庚等进步侨领和一些地下党员。在此期间,郁达夫娶原籍广东、年仅二十岁的华侨女子何丽有为妻。她只有中人之姿,文化水平不高,连汉语也似懂非懂,郁达夫用马来话戏称她为“婆陀”(傻瓜)。直到郁达夫遇难后,何丽有才如梦方醒,丈夫赵廉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文学家郁达夫,如同潘兰珍认不出枕边的李老头竟是天字第一号钦犯陈独秀一样,也不知何丽有心里是悲是幸。

  1945年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吃完晚饭,在家中与几位朋友喝茶聊天,商谈如何结束酒厂和农场的事情。这时候,一位二三十岁的白衣青年走进屋来,把郁达夫叫到门口,讲了几句话。然后,郁达夫返回客厅,向大家告辞,说是他先出去一下,暂且失陪。他的语气相当平和,神色也无异样,甚至都不曾换件衣服,就身穿睡袍,脚趿木屐,离开家人和朋友,实在不像是外出料理要紧事。谁知郁达夫这一出门便杳如黄鹤,从此消逝得无影无踪。


  在胡愈之的回忆文章《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中,有一个得自英美盟军报告的可靠说法:郁达夫被骗离家不久,日军宪兵就绑架了他,于9月17日将他和几名欧洲人士枪杀在丹戎革岱的荒野中,然后就地掩埋。郁达夫在日军宪兵队做过翻译,知道鬼子不少罪证,在盟军远东军事法庭即将开启之际,早已侦悉其真实身份的日本宪兵既害怕他出庭作证,又害怕他回国撰文,因此非将他除掉不可。四十年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的调查报告《郁达夫被害真相》彻底坐实了日本宪兵杀害郁达夫的罪行。值得一提的是,在郁达夫失踪后大约十二个小时,何丽有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美兰,又名梅兰,可悲可怜的是,她与亲生父亲郁达夫缘悭一面。



  郁达夫万里投荒,横死绝域。关于他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褒赞他的人称之为天才、大师、益友和现代诗坛执牛耳的龙头大哥,贬损他的人则骂他为花痴、汉奸、变态狂和堕落文人。即使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明确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这种争议也没有停息过。香港学者梁锡华曾以严苛的态度批评郁达夫“忠奸飘忽”,因为郁达夫得到过日军大将松井石根的礼遇,在印尼当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梁锡华就指证他身上有洗刷不净的汉奸嫌疑。

  古语云,“知子莫若父”,实则知父也莫若子。在郁达夫的众多子女中,郁飞与父亲相处最久,相知最深。1992年,六十四岁的郁飞曾对新加坡记者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飞这话不仅说得诚恳,而且说得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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