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邱會作險遭秘密處決(圖)

2015-09-16 | 來源: 嘉崎博客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邱會作這個名字，稍微上點年紀的中國人都頗為熟悉。1929年邱會作參加紅軍，親歷中央蘇區第一至五次反“圍剿”和兩萬五千裡長征。遵義會議後，剛滿20歲的邱會作被任命為軍委四局三科科長，負責軍委直屬縱隊的行政事務，被周恩來稱為“娃娃科長”。據邱的回憶錄說，毛澤東在長征途中不但和他這個“小興國佬”相識，而且還說，“我在你家的茶攤上喝過茶，知道你的爺爺、父親、母親都是村幹部，你和哥哥都當紅軍去了”。新中國成立後，邱會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等職務，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淪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判處16年有期徒刑，2002年逝世。

　　邱會作戎裝照

　　被濫殺無辜嚇出來的“病”

　　邱會作回憶，他參加紅軍後不久，就到了紅三軍團團部當宣傳員。這時候，紅軍肅反殺“AB團”的風潮，開始蔓延到他所在的部隊，原本正常的生活被徹底打亂。“AB團”到底是個什麼組織？當時還是個孩子的邱會作根本不知道。但看到一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間成了“反革命”並喪了命，邱會作有點緊張。而且，處決“AB團”的刑場距離他們的住所也就10裡路，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被綁到那裡去執行死刑，那時候邱還是個小小的團宣傳員，沒有被組織審查，但卻被眼前發生的一幕幕慘劇嚇壞了。

　　一天，邱會作去給部隊買菜，忽然聽到淒厲的軍號聲，就趕快往住處走。走到河邊時已經戒嚴了，橋上不准過人，只見河灘上綁著幾個“犯人”，接著行刑者用大刀砍他們的腦袋。邱會作呆住了，因為前幾天傳來消息，說是介紹他入團、現已調到省裡當共青團巡視員的黑子也是“AB團”，這會不會牽連到自己呢？當晚邱會作就病了，後經人解釋，他參加的是共青團，而不是“AB團”，這嚇出來的“病”才不藥而愈。

　　雖說心裡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紅軍隊伍中的狂殺濫砍仍在繼續。一次邱會作到上級機關送信，回來的路上看到別的部隊在殺“AB團”，為了不讓那些被殺的人喊叫，就用小樹杈子橫在嘴裡，再用繩子綁住，行刑的方法比上次所見更為殘酷，為了節約子彈，要用大石頭把“犯人”砸死，結果腦漿迸裂。見此情景，邱會作嚇得撒腿就跑。多年以後，這一場景仍讓他不寒而栗。以後，雖說打“AB團”活動停止了，但紅軍中相當一部分中下層指戰員被無辜地殺掉了，這使得初建不久還很弱小的紅軍大大傷了元氣。邱會作認為，這場政治大災難，有政治路線錯誤的原因，但一些落後地區農民組成的紅軍隊伍的愚昧，加重了這場殺人風潮的災難性。

　　“擴紅”造成的問題

　　中央蘇區前三次反“圍剿”，多數戰役都是在邱會作的家鄉江西興國境內打的。據黨史專家石仲泉《長征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記載，興國在土地革命時期人口為23萬，參加紅軍的就有8.5萬多人，並組成興國模范師和中央警衛師，有名有姓的烈士達2.3萬多人，占全國烈士總數的1/60，為全國犧牲烈士之首縣。所以周恩來曾詼諧地講過，“北京南京不如瑞京，中國外國不如興國”。第三次反“圍剿”後，敵人向中央蘇區的侵犯改在閩贛交界一帶，興國等老蘇區的任務就是擴大紅軍和支援前方。到了1933年1月，王明路線在中央占統治地位，紅軍的戰略轉變為要與敵人打正面戰和陣地戰，紅軍隊伍也隨著需要急劇擴大，簡稱“擴紅”。當時“擴紅”的辦法很特別，名義上是動員，但村裡只要能當兵的人，非去不可，至於有沒有勞動力種田，就顧不上了。地方蘇維埃政府把可以送的人幾乎全送去了，誰也不敢不辦，否則就會以反對蘇維埃論處。這樣一來，紅軍的隊伍是迅速膨脹了，但質量卻下降了，蘇區本身也元氣大傷。

　　到第五次反“圍剿”之前，“擴紅”成為蘇區的主要任務，地方領導幹部如果完不成任務，就會受到撤職處分。當時措施，大致如下：一、中華蘇維埃政府發布《動員令》，提出要“保衛蘇維埃的每一寸土地，御敵於國門之外，擴大紅軍，誓死保衛家鄉，保衛勝利果實！”

　　二、各地以鄉為單位張榜公布應征名單。

　　名單一公布，誰也跑不掉，互相監督。上了榜而不報名的，鄉政府就在其門上掛“恥辱牌”，這對報名起了很大促進作用。

　　三、由縣級蘇維埃給每個適齡應征的人發《應征令》，如不執行，就是反對蘇維埃。這是個很大的罪名，可以被嚴厲處置。

　　四、公布嚴厲懲罰破壞“擴紅”行為的命令，凡有破壞者，必定嚴懲。邱會作回憶，當年蘇維埃中央政府工農劇社曾編了一出宣傳“擴紅”的戲，劇中的富農婆搗亂“擴紅”時的唱詞是：“當了紅軍很艱苦，天天行軍兩腿痛，夜裡放哨沒覺睡，凍得身上好冷吆……”本意是宣傳“擴紅”，演出後卻起了反作用。後來對這出戲的劇作者和演員，都以“破壞擴紅”罪名，予以嚴厲處置。

　　邱會作回憶，黨內“寧左勿右”的思想，那時候就有了。當時農民中“反征”現象其實也很嚴重，最常見的就是躲起來，或是自殘。入伍後開小差的人也不少，部隊如果發現開小差，會立即派人做說服工作，一般允許你回家呆幾天，到時主動歸隊就算沒事。如果不回來，“擴紅隊”就會把不歸隊者抓到鄉政府去，強制送到部隊。對開小差，地方政府的處理比部隊還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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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在分析總結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進行戰略轉移時，總是講王明機會主義路線錯誤，但邱會作本人認為，這與中央蘇區的政策出了問題也有關系，如過度征糧、過度“擴紅”、土地革命中濫殺地主富農及其家屬的過激行為，各地都打“AB團”、肅反擴大化，這些都讓紅色政權多少失去民心。以興國縣為例，當時實際上已到了人力、物力都已竭澤而漁的地步了。

　　執行死刑途中撿回一條命

　　長征是1934年10月開始的，其實，如楊尚昆回憶（《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這年4月廣昌失守後，臨時中央就已開始由“御敵於國門之外”轉向戰略轉移了，但這項准備工作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秘而不宣地進行著。到了突圍前夕的5、6、7月份，臨時中央又展開三大運動，即突擊“擴紅”、突擊征糧、突擊肅反。其間，邱會作因為參加撤退前的秘密工作，險遭處決。

　　1934年6月的一天，時任中央蘇區軍事工業局黨總支書記的邱會作被周恩來緊急召見，要他去完成一項特殊任務，把幾處兵工廠、藥品材料廠和幾個倉庫一律炸掉，另外把大量的浮財埋掉，倉庫的東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的就必須毀掉。這些事情要處理得幹幹淨淨，絕對保密，無論如何也不能讓當地人和工人們察覺。要是傳出去，就會動搖根據地軍民的士氣，對斗爭十分不利。周恩來特別叮囑，對兵工廠的處理可能會比較困難，最好夜間行動。這是最高機密的工作，如有泄密，軍法不容。當時，還有政治保衛局的一個警衛班一起參加任務，說是協助，其實是監視。

　　完成任務一個月後，第五次反“圍剿”的形勢更為嚴峻，但紅軍內部的肅反也更加嚴厲了。10月初，就在紅軍長征即將開始時，國家保衛局已將邱會作牢牢控制住，寸步不離，因為邱掌握著紅軍的全部實力情況，又知道紅軍轉移前的全部絕密，他們怕邱“開小差”，會給革命帶來重大損失。國家政治保衛局已開會研究過，是否把邱會作“徹底保密”掉（即秘密殺害）。（當時別說國家政治保衛局，就是各部隊的保衛局都可以隨便殺人，多少人就此成為肅反擴大化的刀下冤鬼。）

　　到了黃昏，突然闖進來幾個人，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張炎和展示了局長鄧發簽署的處決令，然後把邱會作當死刑犯綁了起來。邱連呼冤枉，但沒有用。也是邱命不該絕，就在押往行刑場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來、鄧發，還有邱的直接上級、紅軍供給部部長葉季壯。三人騎著馬迎面而來，葉季壯見此情形大吃一驚，立即詢問周恩來怎麼回事。周恩來也有些驚愕，但沒有說話，只是面向鄧發探詢，但鄧發卻向周恩來擠擠眼睛，意思是按老規矩辦。這時，邱會作則死死盯著周恩來。周恩來略加思考後對鄧發說：“他還是個孩子，交給葉季壯帶回去吧！”這樣，才給邱會作松了綁，他跟在葉季壯的馬後，一溜煙跑回了供給部。

　　邱會作在晚年回憶這樁事時，還頗為感慨地寫道：葉季壯一個爭辯，周恩來一道命令，把我的腦袋保留下來了，讓我多活了70年。事後，周恩來帶著邱會作一起參加長征，並交代他要對曾險遭處決一事絕對保密。直到幾年後在瓦窯堡紅軍總部一次聊天時，李克農問鄧發：“長征臨出發前，你為什麼要把邱會作抓住殺掉，難道就是因為他多知道了些機密嗎？要不是周副主席，閻王那裡就多了一個鬼。”鄧發略有羞愧地對邱會作說：“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沒造成千古之恨！”周恩來聽到這裡，就插進來解釋說：“離開江西之前，殺了一些不該殺的人，當時我們都有責任。沒有殺他，是葉季壯堅決不同意，否則要等殺掉之後才匯報上來，那就晚了。現在大家對亂殺人的事很痛恨，這是我們黨一個最為慘痛的教訓。”後來在延安，周恩來對邱會作提起這件事，還在說：“你當時直盯盯的眼睛望著我，給我的印象很深！”

　　長征出發前，肅反的步伐加快，邱會作所在的供給部有幾個領導幹部也被殺害了，恐怖氣氛相當厲害。那時國家政治保衛局就是“活閻王殿”，想要誰死是輕而易舉的事。從1930年開始殺“AB團”，到1934年開始自己殺自己，一些所謂“不可靠分子”，如寧都暴動起義過來的紅五軍團的一些幹部，不少都慘遭殺戮，連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都被冤殺了。邱會作可說是僥幸從左傾屠刀下撿回了一條命，他對蘇區肅反擴大化是有著切膚之痛的。

　　“七大”召開時，會場上哭成一片

　　1945年黨的七大在討論到除奸政策時，有位代表發言說：“除奸要十分穩重是完全正確的，左傾教條宗派在江西蘇區殺人太多了。”就這一句話，立即震動了全場。不少代表紛紛接著說：“殺人多，殺得慘，把許多好幹部都殺掉了！”有代表控訴：“在內戰時期，老根據地的人口減少了近20%。人哪裡去了？戰爭犧牲是主要的，但我們自己殺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產黨殺的甚至比國民黨殺的還要多。許多好幹部都是自己殺的呀！我們對鄧發的肅反政策很憤怒！”

　　會場還在發言，已經有一些同志哭開了，有的還邊哭邊述說。對政治保衛局殺人的事，絕大多數都可以說出殘酷的例子。有位代表說：“1934年秋，我們三軍九師部隊有位連長，上午打仗負了重傷，腿都斷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連長拉去殺了。因為腿斷了不能走，硬是兩個人拖出去殺了。”這個例子刺痛了更多人的心，全場出現了失聲痛哭、擦抹眼淚的悲慘景象。

　　對於肅反濫殺無辜的問題，有代表大聲疾呼：“我們要求追查鄧發的責任！”話音一落，全場此起彼伏地發出“同意”的響應。會議結束時，陳毅也以沉痛的心情說：“我們今天的會提出了過去殺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重大問題，代表團一定向大會主席團報告。”平時散會時，大家都是很活躍的，但這次會議結束後，代表們都心情沉重地離開會場。

　　過了兩天，毛澤東親自來到邱會作所在的華中代表團，就蘇區肅反問題講了一次話：一、被錯殺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們悼念他們；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將來革命成功後，我們應在當地為他們恢復名譽，並以烈士對待；三、肅反問題是錯誤的，是路線問題，不是某個人的問題，大家不要提出追查鄧發的責任問題。

　　毛澤東講話後，代表們沒再提出新的意見。肅反擴大化的執行者、當年的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在七大預選中就從候選名單上落選了。張聞天夫人劉英在和何方談及七大時曾說，毛澤東曾到張聞天處征詢意見，落選的幾位要不要列入七大正式名單？毛澤東笑著問她：你是娘娘，有何意見啊？劉英說，娘娘已經下台了。毛澤東說：你是三朝元老，應該聽你的意見。劉英直率地說：除了鄧發，其他幾位都可以列入正式名單。鄧發在肅反中錯誤太大，影響不好。最後選舉的結果，鄧發沒有當選七大中央委員。到了次年的4月8日，鄧發與王若飛、秦邦憲、葉挺等同志在重慶返回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黑茶山不幸遇難，成為著名的“四八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