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甘肃贫困村:剩男竟逼表妹成婚

　　阎海军父母的家中挂满了字画

　　令人惊讶的是，阎海军父母的家中挂满了字画。陇中地贫民穷，但崇文尚礼精神犹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非常罕见。父亲是少有的在这个时代仍有“公心”的人，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也成为《崖边报告》的主人公之一。

　　难以想象，共产主义这个蒙尘的词汇仍然遗存在阎海军和父亲的头脑中。一切就从共产主义和人民公社说起。

　　1956年至1958年，短短三年时间，崖边农民经历了初级农业合作化、高级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三个大变革。这些运动每一次都会触及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利益格局的每次变动都会震荡人心。

　　阎海军如此评论：“人民公社时代，崖边的政治是集权政治，政治管理着村民的一切生产、经济和生活活动。高度管理下，公意有余，‘个人’ 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管理局面，由于村班子没有主导村庄管理的全部能力，致使村庄政治生活中公意严重缺失，个体过度自由散涣。”

　　尽管人民公社存在效率问题，且有饥荒死人之痛，但其时村庄组织力在村治方面的优势却仍然被一些农民怀念。

　　在他们看来，人民公社时代，村庄的基础设施（如修路、修水平梯田、解决饮水等）建设主要靠社员投工投劳来实现，当然国家也有相应的补助支持，但到了包产到户之后，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停滞了，原来修建的基础设施也遭到了破坏。

　　在去崖边的路上，阎海军一路向我指出哪些是被自私的农民毁坏的林地。“那么细的树偷砍了能干嘛？无非做铁锹把子，或烧掉。”

　　

　　如图中，村里的路已塌陷却并无人修。但比这更严重的是基层组织的瘫痪。

　　崖边村堪称乡村秩序裂变的一个标本，阎海军对此做了详尽的考察。

　　从前，乡村有维系社会和谐稳固的古老机制，也是农村公社共同体的遗产——“伙子里”。

　　改革开放后，基层政府弱化了对农村的管控，封建迷信也卷土重来，崖边的迷信活动从1990年开始愈演愈烈。借助封建迷信活动，村里大家族的强硬派为了开展族群斗争，发起了分“伙子里”，将外姓排挤出“伙子里”的运动。

　　早在改革开放前，崖边基层政权还会召集全部社员召开大会议政商事，但改革开放后，村级组织几乎成了“聋子的耳朵”，村民完全失去了组织约束，村里重大事项的决议只能在敬神或是村民婚丧嫁娶的聚众场合进行。

　　之后，居然是一场神灵附体的表演改变了分“伙子里”运动。一位反对的青年跳上供奉神灵的桌子，“时而口眼歪斜、时而念念有词，后来还表演了单腿立地，他的作为征服了众人”。

　　乡村治理中很多难以想象的闹剧。一位村民觊觎村主任之位已久，多次向乡政府申诉无果后，私自打开了村委会办公室，将办公室内办公设备用车拉到了自己家里，还在村委会院内拉了一坨屎，以泄愤怒。

　　阎海军对此感到非常沉痛：“基层建设是政权的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句话在中共党建工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会广泛引用。共产党从革命斗争到社会建设，胜利的源泉就来自基层组织。合作化解散、村集体瘫痪、村民失去组织，就会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

　　“村中的核心地带有一个十字路口，所有的黄泥小屋都依着十字路口排列修建，所有的农路都循着十字路口扩散开来。十字路口是村庄开放的公共空间，类似于城市社区的广场。村庄的所有人都会在这里拉家常、谝闲传、论是非。这里是村庄交流信息、传递信息、获取信息的主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