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如何促成中國歷史重大轉變?

2015-11-16 | 來源: 單少傑博客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就當代中國改革進程的初始階段來看，胡耀邦顯然是其中一個無人能與之爭鋒的先鋒人物，因而堪稱當代中國改革進程中的一個最為卓著的開拓者。在改革初期，執政黨中央所做出的那些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重大舉措，幾乎都是胡耀邦最先參與其間的。

　　胡耀邦堪稱當代中國改革進程中的一個最為卓著的開拓者

　　（一）新隆中三策：從終結文革到啟動改革的路線圖

　　1976年10月12日，胡耀邦請葉選寧捎話給葉劍英以及華國鋒：自古以來，有識之士總是說，大亂之後要順從民心，民心為上。有鑒於此，“我以為當前有三件大事特別重要：一、停止批鄧，人心大順；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

　　有胡耀邦年譜編纂者在引述這三點建議後評論道：“其內容實質上就是後來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的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政治路線；是使中國擺脫‘文革’噩夢的新隆中三策。”盡管把三策直接等同於“路線”不甚嚴謹，但這些建議確有許多亮點，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亮點，就是要迅速結束文革。

　　可以看到，這些建議在此後中國歷史進程中都一一成為現實：1977年7月，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幫”九個月後，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做出決議，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隨即開展平反冤假錯案工作；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發表公報，宣布要“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因此，人們有理由把胡耀邦提出的這一組建議看作是一條路線圖，一條引領執政黨從終結文革到啟動改革的路線圖。並且，這也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被描繪出來的一條有關中國改革的路線圖，盡管還比較簡略，但無疑最具有先見性和開拓性。

　　更為重要的是，胡耀邦不僅最早先知先覺地提出路線圖，還最早親力親為地踐行路線圖，做了許多實事，許多既需要智慧又需要勇氣才能夠做成的實事。在他所做成的這許多實事中，有兩件實事最為突出且最為重要：一是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一是組織真理標准問題討論。

　　（二）中共中央黨校：當代中國改革策源地

　　1977年3月3日，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在中央各部門中最先啟動了撥亂反正，因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將黨校稱作中國改革的策源地。

　　入職中央黨校後，胡耀邦便將撥亂反正的矛頭集中指向“四人幫”所曾施行的兩大惡政：一是在思想宣傳領域裡施行的愚民政策----“兩個凡是”；二是在人事組織領域裡施行的恐怖政策----冤假錯案。

　　----我看“四人幫”主要靠兩條：“一條是愚民政策”，“以假亂真，篡改了馬列、主席，打著紅旗反紅旗，欺騙主席，封鎖主席，利用主席年老病重”；“一條是恐怖政策”，“結幫營私，結幫篡黨，搞法西斯專政。誰反對他們，就橫加罪名，右派翻天，老保翻天，右傾翻案，厲害啦！”

　　----有兩個枷鎖禁錮我們這個民族的創造力：“一個是精神枷鎖，什麼‘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一直到‘兩個凡是’，都是教條主義的”；“還有一個組織枷鎖，歷次政治運動積累起來的冤假錯案，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把幹部和知識分子壓得抬不起頭來”。

　　胡耀邦在主持黨校工作期間，一方面，通過操辦各種校務活動，比如召開黨校整風會議和籌劃黨校教學內容，進而清算這兩大惡政；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面，又組織起一個理論班子，實是為黨校乃至為整個改革陣營組建起一個新銳“智庫”，率先研究一系列重大問題，並率先寫出一系列重要文章，進而清算這兩大惡政。

　　這些文章不僅立意不同凡響，而且面世也不同凡響，或是發表在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或是發表在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大眾傳媒《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因而引發了非常劇烈的高層震動和非常巨大的社會反響，匯成了一股將整個中國推向改革的歷史大潮。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兩篇：一篇是《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主要是針對上述有關恐怖政策方面的那一大惡政，也就是要平反冤假錯案；一篇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主要是針對上述有關愚民政策方面的那一大惡政，也就是要批判“兩個凡是”。

　　在組織撰寫前一篇文章的過程中，胡耀邦並不只是擬出了一個非常醒目的題目，還談出了一系列非常解放且非常尖銳的思想：

　　----“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的二十年來，一個又一個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坑害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弄得到處都是冤假錯案，人人膽戰心驚”；“沒被坑害的只能裝啞巴，甘當‘白癡’”；“那麼剩下來的，則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鷹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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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現在要真正撥亂反正，首當其沖的就是要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文化大革命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只有這樣，才能把大量被迫害的幹部解放出來，才能把壓在各階層人民心頭的大大小小的石頭都搬掉，才能使全國人民生氣勃勃地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要真正中興我們的黨和國家，非此莫屬！”

　　----可是，“直到現在，這項工作仍未能進行。其原因就在於有些同志，特別是組織部門做幹部工作的一些同志，對這樣一個重大問題還有抵觸情緒，這是非常危險的”。

　　為了進一步擴大社會影響，胡耀邦又乘勢組織中央黨校相關人員和《人民日報》相關人員，聯合撰寫了另一篇有關幹部政策的文章，即《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並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於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也正是在組織撰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胡耀邦說出了他的那句流傳甚廣的名言：“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後一篇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有關真理標准的文章。用知情者沈寶祥的話說，胡耀邦同志是這場有關“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的組織者和直接領導者”。文章發表後，便在全國范圍內興起了一場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進而發展成一場以批判“兩個凡是”為主要內容的思想解放運動。

　　（三）中組部部長和中宣部部長

　　胡耀邦決意要清算“四人幫”所曾施行的兩大惡政，即在人事方面施行的恐怖政策和在思想方面施行的愚民政策，實際上就是要清理執政黨的兩大工作，即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並也因此最直接地涉及執政黨的兩大部門，即中組部和中宣部。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很快，他就主持開展了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先後投入了數十萬名工作人員，總計平反了數百萬件冤假錯案，既有發生在文革中的，也有發生在文革前的。

　　在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中，胡耀邦不只是顯現出非常仁厚的善心，能夠與那些蒙冤受屈者感同身受，故被人們稱為“共產黨的良心”，還顯現出非常驚人的勇氣，竟敢去翻仍被供在神位上的毛澤東所欽定的御案。就是靠著這勇氣，除了1955年高饒反黨集團和1957年反右等少數案件被迫擱置外，他幾乎一風吹了中共內尤其是1949年以來所有的冤假錯案。

　　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在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同時，又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主管執政黨治下的思想文化領域。不久，他在與文學藝術界座談時，數次推薦馬克思《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還曾當眾興致勃勃地朗誦文章中一段詩一樣的文字，並感歎：“大家看看馬克思講得多好啊！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對文化專制主義。我們社會主義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為什麼還要通過審查制度，讓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藝術作品，只能表現一種色彩呢？”他還說，我們“不搞審查”，但要作家“文責自負”。

　　如此稱頌馬克思“反對文化專制主義”，也就彰顯出這位新科部長的施政取向：一方面反對該部先前施行的政策，即那種“只能表現一種色彩”的政策；另一方面則申明自己將要施行的政策，即那種“不搞審查”的政策，也就是要放寬言論管制。

　　不過，胡耀邦也因放開言論而屢屢受挫，即屢屢招致執政黨內許多權勢人物的不滿和反制。例如，由他發起的有關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就因受到某些權勢人物的抵制而中途擱淺，“《人民日報》萬不得已，違心地停止討論，也沒有向讀者做任何交代”。又如，由他支持的有關張志新事跡的宣傳，也因受到某些權勢人物的抵制而中途驟停，同樣也沒有做任何說明。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由他主持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也因受到某些權勢人物的抵制而中途轉向，即前一階段（1979年1月18日至2月15日）趨於寬松，而後一階段（3月28日至4月3日）趨於收緊，並收緊到連胡耀邦本人都感到頗有壓力的程度，以至於臨時決定取消原定由他來做的有關此次會議的“總結講話”，並為此而表示要“讓歷史去檢驗”此次會議“開得怎麼樣”。

　　盡管如此，胡耀邦當部長時的中宣部仍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中宣部，即最少有鉗制言論劣跡的中宣部。而胡耀邦本人則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中宣部部長，即最具有開放言論的意向和胸懷的中宣部部長。

　　（四）結語

　　胡耀邦為撥亂反正而傾力做出的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和推動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可以說是為執政黨打贏了兩場關鍵性的序幕戰，兩場真正啟動當代中國改革進程的序幕戰。

　　這兩場序幕戰有力地打擊了保守勢力，特別是有力地打擊了組織部門和宣傳部門中的保守勢力，即代表上述兩大惡政的保守勢力，比如致使曾作為康生愛將的中組部部長郭玉峰被趕下台，比如致使曾作為文革重鎮的《紅旗》雜志被邊緣化。

　　這兩場序幕戰無疑為執政黨搞改革爭取了人心，還為執政黨搞改革預立了信用，即收到了某種類似於商鞅“徙木立信”的效果：其撥亂，主要是拔除執政黨自己所制造的亂象，並因此而向其治下民眾顯示出執政黨的誠意和公心，即不護己短、不掩己丑；其反正，主要是反歸執政黨自己曾規避的正途，如發展經濟、尊重知識、維護公民權利、推崇人道主義價值等正途。

　　胡耀邦所做出的這兩件大事，還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所做過的最有意義的事情，兩件促成中國歷史進程發生重大轉變的事情；並因此而使他成為這一歷史進程中的一位至關重要的歷史人物，一位堪稱改革元勳的歷史人物，擁有無可爭辯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