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婚变: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王石?(图)

　　这就构成了“误读王石”的事实基础，这个人遍身原罪，却非常优异，既很神秘又长着一张“大嘴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任性老男人。自2008年的捐款门事件后，老王几次被舆论掀翻在地上，又几次摸摸鼻子爬起来，都与他是一个奇特的“矛盾体”有关。

　　再细读秦朔等人的长文，你还会发现一个事实，所有的论调甚至不能归结为对王石的气愤，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攻击”，以最“安全的方式”表达民营资本阵营的立场，在这样的攻击行动中，我们最为真切地目睹了一个被扭曲的思想市场。

　　也就是说，对王石的失望，是整个职业企业家集团对自我失望的一部分。

　　王石与质疑他的朋友之间，没有什么敌意需要化解，王石用他的行为体现了作为一个中国转型企业家的复杂性，而他的朋友们则一直试图将之符号化，这中间的言论冲突形成为一种戏剧性的张力。

　　自2004年的国进民退之后，民营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逐渐下降，失望情绪开始弥漫，到2008年之后，出现了移民潮和资金外流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阶层也出现分化，有人选择激进，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骑墙投机，也有人选择妥协表达。

　　王石、柳传志等人应是第四阵营的代表，就本质而言，他们是当今中国商业界的理性主义者，用雷蒙·阿隆的说法，“理性主义者具备妥协的个性，但是，他们总是支持心灵在任何条件下的独立，思想不对理性之外的任何权威承诺义务。”但也如同阿隆当年在法国思想界的处境一样，理性主义者最容易遭遇攻击和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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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企业家集团在当今中国的处境非常微妙，一方面，他们与国有资本集团的冲突从未缓解，对自身现状的不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公众及知识阶层对之的不理解和失望也未降低。

　　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资中筠先生曾在去年的一个场合说，对于中国改革的前途，“我原来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民族资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前进，可是现在我发现情况令我失望。他们要生存，非得跟权力勾结不可。那些勾结不上的，就没有安全感。”

　　资先生的失望很具代表性，但反之，若把她讲话中的“民营企业家”换成“知识分子”，恐怕也颇为合适。当阶层与阶层之间形成一个互相失望的关系，那么，那些阶层代表人物便无疑陷入了波普尔式的“最大的不幸”。

　　我不觉得因为不久前的那番言论，老王将与他的民企朋友们“割袍断义”，我甚至认为，这一争论本身，意味着共同立场的再次强力表达。企业家从来不会像革命家表现得那么勇敢，他们在本性上有着“资本的怯弱”，可是，资本自己又会说话和行动。

　　王石的受伤和“被误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阶层自我意识觉醒过程中的“救赎”，只是在中国，它表现得像一场滑稽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