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钱钟书和杨绛贤伉俪的二三事

2016-05-26 | 来源: 高关中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钱钟书在学术界大名鼎鼎，被誉为“博学鸿儒”、“文化昆仑”。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父亲是古文家钱基博，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又广泛接受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钱钟书大学毕业。两年后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又到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归国。先后担任西南联大等多所大学的教授。1953年从清华转任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2年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钱钟书手书提到杨绛（存于重庆图书馆杨武能译着文献馆）

　　钱钟书兼通数国外语，博学多能，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均有卓越建树，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家”。长篇小说《围城》、中西比较诗论《谈艺录》、学术着作《管锥篇》都是人们熟知的代表作。

　　我采访过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教授，他与钱钟书有较多的接触。他们的最初交往很有戏剧性。杨武能在北京读研、工作，虽说与钱钟书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大单位，却无缘与他见面。对于钱钟书这样的大师，杨武能虽然心仪已久，但从未想过什么时候去登门求教，毛遂自荐，更何况自己学的似乎是与先生关系不大的德语文学专业。

　　杨武能回忆：直到1983年早春，“我在北大燕园邂逅已留校任教的四川学友张隆溪。他邀我到他宿舍小坐，闲谈中提到，钱钟书先生读了我在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歌德与中国关系的文章，觉得不错，并让转告我在北大的《国外文学》上有先生的一篇文章，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不妨找来看看。听了隆溪兄的话我既惊喜，又感动：小子我何德何能，竟受到前辈大师的如此关心和青睐！到了这个份儿上，如果我再如四川话说的老是稳起，傲起，岂不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吗？于是，我便托隆溪兄便中把后来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拙作《歌德与中国》的油印稿带给先生，并表示希望有机会听他老人家当面批评指教。”

他是比肩钱钟书的天才,却被灌污水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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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钱钟书很快就让人带话，约杨武能去他家里面叙。在三里河的钱宅落坐之后，两人便围绕着歌德与中国这个课题，开门见山地、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完全没有多余的客套和寒暄。钱钟书娓娓地和他谈了不到一小时，给了许多的鼓励和指点。就这样，杨武能有幸成了钱钟书的一名私淑弟子。从此书信交往十年之久。

　　这是因为，不久杨武能就调回川外担任副院长，受到重用，却远离了在京的师长。尽管如此，他仍时常以通信的方式争取他们的教诲、帮助，每有成果出版都寄去请他们批评、指正，钱钟书处也不例外。从与钱钟书的接触交往和先生给他的一封封书信中，杨武能得到了他无比亲切的教诲和满怀热情的鼓励。

　　还是听听杨武能的回忆吧：

　　这方面的情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4月我斗胆在四川外语学院主持召开席勒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因为当时它算得上是我国外语界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活动，事前还经过了高教部和国务院的批准。为了使一个省属非重点学校能办好这样一次盛会，减少自己这个主持人的心理负担，我便想请几位前辈大师前来压阵，于是也贸然致函钱钟书先生，邀请他老人家出席指导。钱先生于当年2月24日复我长信一封，先恳挚地详述不能“破例游蜀”的原委和理由，后又鼓励我道：“‘三流学校’云云，乃君之过谦。‘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校不在小，有武能则行！万勿妄自菲薄也！”

　　这可以讲是我有生以来从师长辈得到的最直率和最亲切的鼓励和鞭策了，照理已应该感到满足。不明白已过血气方刚之年的我当时为何并不罢休。于是，钱先生在3月11晚又给我复了一封信：“得信，盛情至诚，使我这个木强人也感动了。破例写了几句，遵命航寄。我提你的大名，因为‘冤有头，债有主’，表示我是为你破例，他人无此交情，不得援例，一笑。”随信附来了给讨论会的整整一页题词，实际上已是一篇言简意赅却不乏见地和学术性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