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崛起內幕曝光：周恩來認錯

2016-09-21 | 來源: 欒泠博客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戚本禹的文章石破天驚，徹底顛覆了李秀成的英雄形象，在史學界乃至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周揚與劉大年為此組織了兩個批判會。但是在毛澤東介入後，戚本禹一躍成為一顆冉冉升起、萬眾矚目的理論新星、政治新星。

　　戚本禹文章發出後，周揚表態不同意（圖源：新華社）

　　一石激起千層浪

　　1963年8月，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歷史研究》雜志（雙月刊）第四期上，發表了戚本禹的一篇史學論文《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在這篇文章中，戚本禹石破天驚地把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傑出將領、忠王李秀成說成是“投降變節”的“叛徒”，把李秀成被俘後寫下的那篇著名的《自述》，說成是“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

　　此文一出，史學界一片嘩然！

　　本來，《歷史研究》是專業性學術刊物，印數並不多，看到的人數有限，但是，由於發行量很大的《北京晚報》第一時間作了詳細報道，結果使得戚本禹的論點和他的名字迅速傳遍了千家萬戶。

　　戚本禹的文章石破天驚，徹底顛覆了李秀成的英雄形象，在史學界乃至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不但一些著名學者卷入爭論，就連主管輿論的中共中央宣傳部以及一些重要的黨政領導幹部也陷了進去。

　　9月1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學術界人士和有關報刊負責人開會，對戚文及其造成的影響進行研究。會議由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會上除關鋒等少數幾個人沉默不語外，大多數人都發言反對戚本禹的觀點。針對戚本禹文章所產生的影響，周揚提出兩個“補救”的辦法：一是先由中宣部內部發一個通知，各地報刊不要轉載、也不要公開評論戚本禹這篇文章，隨後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大年寫一篇正面評價李秀成的文章，仍由《歷史研究》發表，作為史學界的基本意見。二是劉大年的文章寫好、發表之前，請北京的歷史學家開一次座談會，發表消息，給外界傳遞這麼個信息：北京史學界並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見。

　　更嚴厲的批評

　　戚本禹，1931年生，山東威海人。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戚本禹便調北京，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

　　在中央辦公廳，戚本禹擔任見習秘書、秘書、科長，開始是參加編校《毛澤東選集》和管理毛澤東主席的圖書，後來負責處理毛澤東的來信、來訪。毛澤東喜歡讀史，他便有意識地跟著學。他知道毛澤東在看太平天國的書，也就找來一些有關的著作閱讀。

　　關於寫《評李秀成自述》的“背景”，戚本禹晚年也作了說明：“我學太平天國史，受了毛澤東主席的影響，但這篇文章的寫作並沒有得到主席或其他任何人的授意。我只是毛主席秘書室的一個小秘書，除了呈報文件，見不到毛主席，更無緣與毛主席談話。”

　　戚本禹的文章寫好後，曾拿給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看，田家英表示支持。戚本禹把文章送給《歷史研究》，盡管他和《歷史研究》的執行主編黎澍、編輯丁守和並不相識，但還是得到了他們的肯定。黎澍還曾當面稱贊說：“你能成為新中國的梁啟超，筆端有感情。”

　　周揚會上嚴厲批評《歷史研究》發戚本禹的文章不慎重，說不知道情況的，還會以為這是中央的意見。他說，北京發表的意見有全國影響、全世界影響。要發表這篇文章，應當正式請示一下。只問哪個同志一下都不行。應該來個正式報告，那樣中宣部要討論。

　　由於8月上旬戚本禹被中辦派到冀東農村搞調查，那裡消息閉塞，因此他對情況的了解晚了半拍。9月底，戚本禹回到北京，過了國慶節，他才從編輯丁守和口中，聽到了周揚和劉大年主持的兩個批判會的情況。丁守和還悄悄告訴他：這次批判來頭很大，不僅周揚在管，周恩來總理也過問了。周揚的講話和部署，是報請總理批准的。

　　毛澤東十六字批示使形勢逆轉

　　1964年春天，一直關心李秀成評價問題的毛澤東，在研究了關於太平天國的資料後，作出了十六個字的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

　　時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室領導人兼毛澤東秘書的江青，立即找戚本禹談話，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並從手中所捧的一大堆資料中拿出一本藍色封皮線裝的書說：“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台灣出版的《李秀成供狀》，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弄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還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主席說‘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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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接著說：“主席終於對李秀成的問題表了態。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呀，一場牽扯面很大的原則斗爭呀！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叛徒呀！”

　　江青還鼓勵戚本禹說：“你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驕傲，還要再看材料，繼續寫文章。你別怕大人物的幹涉，主席支持你，怕什麼！”她要他去找康生“請教”，並說她已同“康老”打過招呼了。

　　此時的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兼理論小組組長。

　　毛澤東的表態和支持，令戚本禹十分激動。

　　1964年春，毛澤東的十六字批示傳出後，史學界形勢陡然逆轉。周恩來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1966年5月的一天，戚本禹因毛澤東召見，住上海錦江飯店。也住錦江飯店的周恩來約戚本禹第二天清晨一起到飯店頂層呼吸新鮮空氣。隨意交談之際，周恩來忽然誠懇地對戚本禹說：“我對不起你，周揚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實也覺著你的文章寫得好，有氣勢。可他們都要批，講了好多理由，我也沒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虧主席發現了，不然可要犯大錯誤。”

　　李秀成批判再起高潮

　　有了毛澤東支持，加之有江青、康生指點，戚本禹勁頭十足、備受鼓舞地“繼續研究”，很快於1964年夏又寫出了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

　　這篇文章寫成後，江青與康生商量，叫由康生負責的釣魚台的反修班子（即中蘇論戰的寫作班子）幫助討論修改。戚本禹按照大家的意見修改、補充後，感到文章“果然氣勢大增”。戚本禹對他這篇文章的慎重無以復加。最後修改稿發表前，又送請周恩來、康生、江青、陸定一、周揚、陳伯達、田家英、吳冷西、范若愚、許立群、關鋒、黎澍、鄧力群等審閱。他們或電話或書面給了戚本禹回話，陸定一、關鋒還作了修改，周揚也電話表示支持發表。

　　在這之前，中央已決定就李秀成問題展開論戰，《人民日報》擬定了發稿計劃，在中央召開的一次文藝口會議上，康生和周恩來分別在談話中談到李秀成問題。康生說：“辛亥革命前，汪精衛辦《民報》好不好？好！刺殺攝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時在廣東幹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漢當左派好不好？好！但後來寧漢合流他投靠了蔣介石，反共啦！後來又投靠了日本人，當漢奸！老百姓誰不罵他！”“對原來的革命者，後來投降叛變應該怎麼看？希望你們認真想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們心中應該有個數。”周恩來說：“太平天國李秀成的問題可以討論。他稱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後來寫了個自述，向曾國藩投降，並表示願意為曾國藩收編太平天國的隊伍。有人認為李秀成這樣做是出於策略。但無論如何，投降是錯誤的，面對忠王這個‘忠’字，那是有愧的。”“太平天國的英雄還是應該寫，陳玉成就是一個。”

　　這是周揚之後，中央領導同志第一次對李秀成問題的正式公開表態。

　　李秀成批判再起高潮，還是由戚本禹打頭陣。

　　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完稿後，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文章見報當天，康生召集《歷史研究》《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負責人部署就此問題在報刊上層開討論的步驟。康生在會上拍板：第二天《光明日報》也全文刊載戚本禹的這篇文章，並選一篇早已收到的不同意戚文的來稿同時見報。各報刊由此開始，展開關於李秀成評價問題的討論；而後再在《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將討論進一步引向深入。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先後刊登戚本禹文章後，學術界反應強烈。各地就此問題召開的學術座談會上，討論中的基本情況是：青年多數同意戚本禹的觀點，中、老年多數反對或持保留態度。

　　為了讓中央領導部門和報社編輯人員參考，光明日報社專把學術界對此事的反應，逐日匯集編印出來。他們基本上傾向於戚本禹的意見，但多了一些辯證分析和階級分析。毛澤東看了這期反映，在上面批示：“江青，此文有些道理。”

　　一個月後，8月23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刊登了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輿論的天平開始向戚本禹一邊傾斜。

　　戚本禹還乘勢寫了第三篇文章，並以《紅旗》未定稿印了幾份，以征詢意見。但是，報刊上不同觀點的文章不見了，這場史學大論戰也只好逐步淡出了。戚本禹的第三篇文章，也就沒有機會再修改發表了。

　　但戚本禹個人的命運，卻因批李秀成，引起毛澤東關注而發生了重大變化。康生准備向中央辦公廳要人，將戚調到釣魚台理論班子。想不到擔任《紅旗》雜志總編輯的陳伯達搶先一步，給毛澤東打了報告，將戚本禹調到了《紅旗》雜志，擔任了歷史組組長。

　　戚本禹成了一顆冉冉升起、萬眾矚目的理論新星、政治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