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共军人后代的心路历程

　　我五十年代出生在一个中共军人的家庭，是七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wow）。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的影响和管束，加上严格的家教（我妈妈一直在幼儿园工作，调教我们不显特殊化），使我从小长成一个乖乖孩子（后来才知道，在我的内心，一直埋藏着叛逆的种子）。我小学上的是八一学校，条件也算不上有多优越。住在张学良给赵四小姐建的公馆里（据称），一个大宿舍里住着一个班的二十几个男生。有生活老师严格看管。一年级起，被子都要叠得整整齐齐。早晨起床后集体出操，吃饭前老师会喊，''同学们开饭啦！'' 我们喊道：”谢谢叔叔和阿姨”！然后吃饭。由于有军队农场补贴，学校里伙食不错，几乎天天有点鱼或肉。三年大饥荒没有对学校产生太大影响，高梁米，窝窝头还是常吃的。学校的课程与普通学校无异，只是加了音乐课，由文工团退役歌手教唱歌和乐理。从小开始的洗脑加上优越感让我们成为傻傻的无脑少年，以红色接班人自居。虽然心中并没有多少革命激情和理想，但为了''进步''，还是随大流的加入少先队并积极参加学雷锋活动。为了做''好人好事''，竟然跑到街头强扶着老人过马路，搞得老人哭笑不得。还有就是把家里能拔得出的钉子都拔出来（鸡窝几乎塌掉）为完成交废铁的任务。

　　66年2月我家搬到内蒙，3个月后文革开始，十岁的我跟着潮流变成嗷嗷狂叫的''红小兵''，写起了不知所云的大字报。好在年纪尚幼，不知道如何''造反''，也没有参加过激行为。那时只知道大字报揭发谁，谁就是坏人，就参加批斗活动。不曾想几个月之后大字报贴到了我们家。我爹也在67年5月在北京被关押。接着造反派（大多是文工团员）涌进我家抄家。翻箱倒柜之后，宣布，给你们搬家，去招待所。到了才知道，那是在招待所墙外，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排排简易破旧的平房，被称为西平房的士兵招待所。几天后，铁丝网外就传来 “打倒xxx（我爹）”的口号声，是周围的孩子们。我被莫名的恐惧和迷惑所包围，究竟什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我爹16岁当毛的兵，一辈子打仗，九死一生，文革初期还参予批斗乌兰夫在军内的几个亲信。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呢？我本来还是红小兵，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一出门便有人追着喊打的狗崽子呢？即使这样，我也没敢怀疑中共政权的权威与合理性。只是盼望父亲有被''解放''的一天。

　　十三，四岁时，开始阅读哥哥姐姐们借来的，经他们”审读”过，批准我读的书籍，从三国水浒西游记到西方古典文学。几十本书读下来，西方文化中人的独立思维，对真，善，美和正义真理的追求，对纯洁爱情的向往，丰富和重塑了自己的内心。逐步形成理想主义的爱情观和行侠仗义的人生观，虽然在政治上仍是毫无选择的信奉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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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人，他在内蒙曾是大名鼎鼎的。一来他曾是文革初期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的领袖之一，二来他是个顶级黑帮子女。文革开始时他读高二，那时他已经熟读了家中（其父三十年代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所有的历史和政治书籍。''二月逆流''中，他父亲和我爹成了“一条线上的黑帮”。他曾经被造反派抓去批斗，遭受毒打，几乎致残。他们家也被抄了，搬来我家附近。自从他每天身着洗得发白的衣服，背着个旧书包，独自路过我家门前的铁丝网外，一直骚扰我们半年多的那二三十个''野孩子”就消失了，尽管他从未正眼看过那帮人。仅他的名字就足以吓退那班小造反派。之后他来找我们这边的同学说话，我们就认识了。他大我足足八岁，不久之后却成天把我带在身边，坐在他的自行车横梁上。因为他爱上了我的大姐。而我就成了他们的信使。他当时虽然身处逆境，但我跟他走到哪里，都感到人们对他的同情和尊敬。他广博的知识，坚毅的性格和鲜明的爱憎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曾对我说，现在的领导人中，没有几个真懂马列，而文革中的一切，都是不符合马列原则的。我虽不是很懂，但我立志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可惜他没有成为我的姐夫。

　　高中毕业，我自愿报名下乡插队落户，当然也是因为无望参军和找工作。除了体力劳动锻练身体和意志之外，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会了农活儿，而是交结了一班富有思想的知青朋友。那年头上边鼓吹学习马列着作，我也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列着作，还进了一个知青''理论骨干''训练班。在那里认识了几个有思想的知青。如同大多数类似的学习班，只要通过认真的讨论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和组织者的洗脑预期相佐。我们的不成文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权并不是马克思预见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它更是一个类似于农民造反成功的新王朝，而且不知道自己的信仰改如何付诸实践。当然最后的学习班总结里写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结论。

　　大学时代改革开放开始，新信息，新思潮不断涌现，极左的保守的思维在校院里被冲垮。在''走向未来''和''河殇''一类启蒙作品的感召下，我开始转向民主自由的新思维。79年我结识了另一个对我的思想有很大影响的人。初识他时，他刚刚以工厂工人的身份应试社科院公开招募研究人员。他考在于光远名下。我问他是研究生吗？他说是帮于光远带研究生。他一开口说话，就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口若悬河，妙趣横生，伴之以爽朗的大笑。我看着他，惊为天人。他告诉我，他八年插队，八年苦读。使得他形成一整套政治，经济理念。改革开放授与他用武之地。不久之后他送我们一套''走向未来丛书''，他是编委之一。然后又参加了''河殇''解说词的编写。又过了两年，他参加组建体改委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出任联络部长。我曾问他紫阳是怎样一种人。他说，思想开放，一切以理解能力极强。跟他讲事情，你几句话一出，他马上能抓住要点。。。到了85年，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已在筹划之中。和他的联络使我得以了解时局发展动态和前景，我也为之欢欣鼓舞。有时他也会问我大学里的思想动态，我告诉他激进热烈。他说他有点担心学生会冲动。最后一次见他是89年5月底，广场势危。他说，一是耀邦走得太早且不合天时。二是学生领袖太不冷静，没有战略眼光。他们曾多次劝学生撤离，以待时机成熟。三是学生受到港台和境外的影响，激进失拒，就要把紫阳逼退了。但事已至此，我们不能抛弃学生，只能支持他们，哪怕断送自己。陆4后，他的名字上了通辑令，于是他化妆潜逃，几乎送命，终于逃出大陆。现仍在美国做''战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