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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自殺後,姐姐"舉報"父親代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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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殷盛琳

編輯|王珊瑚


視頻剪輯|張歆玥

一次告別

弟弟出事後,許多天裡,易婷會做情境相似的夢。大部分時間她在想辦法救人,或者弟弟在跟她告別。她反復回到那個殘忍的冬夜。

2021年12月6日,凌晨兩點多,易婷接到弟弟靖博的最後一通電話。姐姐,湖南比上海還要冷,靖博說。她以為弟弟回了湘潭的家,問他,以為你跑出去散心了,怎麼回家了?靖博說沒有,我在你當年站著的地方,我想替你邁出你沒有邁出的那一步。她才驚覺,弟弟正在小區9樓的天台上。

易婷一邊勸弟弟,盡量拖延通話時間,一邊聯系家人。

電話裡,弟弟開始跟她爭論起父母究竟更愛誰。靖博說,父母經常在外人面前誇獎她,也會拿來跟自己比較——你看姐姐多厲害,賺了錢,又在外面給他們長臉面。而他一事無成,是個只會花錢的累贅。易婷說,你傻不傻,那是成年人之間的虛榮,不是真心。爸媽明明更愛你。

靖博說好累。不想靠責任活著。靖博又說對不起。

掛掉電話已經凌晨4點多。聊到最後,易婷覺得弟弟的情緒似乎沒有一開始那樣激烈了,她以為弟弟會重新考慮一下。


她接著打給趕往天台的親戚。親戚說,靖博正在給媽媽打電話,要他們打120。易婷才意識到,事情也許比想象中更糟糕:“他並不是情緒平復了,而是已經完全沒有情緒了,只想平淡地做選擇。”

電話再次打來時,是弟弟死亡的消息。

易婷後來通過弟弟的通訊、購票記錄,以及別人的轉述,大概拼湊出他當天的行動軌跡:2021年12月5日下午,靖博避開去上海探望他的父親,獨自前往高鐵站,買了回湖南的車票。當晚10點左右,他抵達湘潭,隨後直奔家裡,走上9樓天台。他打給前女友、姐姐和媽媽,隨後一躍而下。手機、耳機留在了空調外機上。


易婷當時正在斯裡蘭卡的首都科倫坡。那裡靠近赤道,終年如夏。但之後每次回憶起弟弟出事的晚上,她總說,那天好冷。

因為新冠疫情以及政策變化,直到弟弟去世8個月後,易婷才回到國內。而她得知的第一個消息是,父母在做試管嬰兒的手術。他們想再生一個男孩。

易婷覺得一切荒誕極了。怎麼能像養育牲畜一樣,一只死掉就再養一只?

“他們至今沒有跟我探討過弟弟是怎麼回事,他的心理到底經歷了什麼,沒人在意我們的創傷。即使事情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也沒人問津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2024年初,得知父母多次試管嬰兒失敗,又在嘗試代孕後,易婷去聯系過當地派出所。警察告訴她,如果能提供確鑿證據,他們可以上門普法,進行勸導。如果代孕者子宮內已經形成胚胎,沒有機構有權利要求打掉他。只能等孩子生下後,按照代孕的事實去對父母處以罰金。

3月,易婷發來消息,決定公開此事。她說自己這幾年備受困擾,她和弟弟都是因為失敗的家庭教育和令人窒息的氛圍,年幼就患上抑郁症。自己幸運地逃離,而弟弟永遠留在了18歲。她從媽媽那裡得知,有不少做代孕、試管的家庭,都是因為孩子自殺。

“如果這個生命到了這個世界上,他可能會跟我走同樣的路,我希望可以避免這一份痛苦。”易婷想通過公開的講述,阻止父母瘋狂的生育念頭。也以此紀念弟弟,讓更多人關心抑郁症,以及青少年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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