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燦: 湯燦再度現身中國政壇的情婦文化

2018-05-12 | 來源: 今日新聞網 | 轉到微信 | 有1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北宋文學家蘇轍在論及漢昭帝時，有這樣一段話，“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大抵意思是佞臣用“聲色犬馬”之類使昭帝沉迷，亂其志氣。

　　時隔多年後湯燦再度現身（圖源：VCG）

　　這是“聲色犬馬”的典故來源，與“馳騁田獵”“宮室器服”一道，可見當年奢靡物欲。千年以降，盡管換了人間，但“聲色犬馬”依舊是墮落腐化的代名詞。細究之，今人所沉迷與古人還是別無二致，不脫“聲”、“色”、“犬”、“馬”。

　　其實這四個字是無謂褒貶的，要緊的是獲取的方式。漢昭帝能左擁右抱，終歸原因他是“帝”而非張三李四之輩常人。權力，常常是大多數罪惡的起點和終點，歷史與現實在不斷證明。

　　前幾日，在消失多年後，被坊間稱為“軍中妖姬”的湯燦再度現身。媒體說她“憔悴”，和一般同齡人相比，照片中的湯燦並不算額外蒼老，只是同之前的意氣風發相比，顯然判若兩人。

　　差不多時間，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一審宣判，一個惹眼的詞匯——“特定關系人”頻繁出現在媒體上。根據之前的報道，孫政才的“特定關系人”就是他的情婦，並且孫的受賄財物絕大部分都是“特定關系人”直接收受。而湯燦，也被認為曾是一些中共落馬高官的情婦。

　　在2014年和2015年，以《湯燦翡翠首飾過億奢侈遠超豪門媳婦》為題的一組照片，先後出現在陸媒人民網上。其雄厚財力彼時引發關注，與高官有染的傳言更盛。

　　或者被公開放上台面，或者影影綽綽，權力與女色似乎總難解難分。以至於中共反腐打落的絕大部分官員，基本都違反“生活紀律”、“廉潔紀律”，情婦成為貪官的“標配”，常常還不只一個。

　　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落馬，他的成名不是因為受賄金額巨大，而是據報道竟擁有146名情婦，創下另類記錄。

　　十八大以來落馬的中共高官，至少也有數十名被通報存在“貪色”行為。例如周永康和令計劃，即被通報“與多名女性通奸”。更早之前，薄熙來和王立軍亦被通報“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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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這種“常態”，要問的是，這究竟是中國官場孕育出的畸形文化，還是某種普遍性的社會丑惡積習。

　　當然“情婦”從來不是中國的特產，乃至很可能是個舶來詞，最早應當追溯到所謂柏拉圖式的愛情。有觀點稱“情婦”來源於西方中世紀宮廷式的愛情崇拜，是中世紀騎士文化的一個派生物，譬如潦倒如堂吉訶德，也要自說自話般將一個農婦當做自己的情人。及至在法國，情人文化蔓延之盛，到今天，緋聞在政壇也並不被當做一件丑事。

　　不過在中國，“情婦”打從出現就多是貶義的，它在中國獨特的文化氛圍中逐漸生長，最終成為難以根除的社會陋習。但實際在一夫一妻制之前的宗法社會，中國並不存在所謂情婦之說，一個男人同時擁有多名女伴既不違法，也無關道德。當然，不能染指有夫之婦，那打破了另一種底線。

　　之於政壇，“情婦”更是已變為男權主義與權力資本的共同產物。前者將擁有情婦視為地位與能力的象征；後者則將性當做權力變現的主要方式，和金錢腐敗一道，構成權力墮落的兩大歸宿。

　　已經落馬的副廳級貪官金維芝曾說，“像我這樣級別的領導幹部誰沒有幾個情人？這不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則，別人會打心眼裡瞧不起你。”而作為一個情婦，其功能可以是性伴侶、生意伙伴、政治合伙人、秘書加保姆、心靈慰藉者……成為官員炫耀權力、滿足虛榮心以及尋求心理庇護的出口。

　　這使得情婦文化，變得像政壇上的一種慣例或者說潛規則。例外者當然也有，但權力、金錢和性常結合的最密切。對於官員而言，他所能擁有的主要就是政治權力，也即“權力資本”，一旦走向墮落，試圖將無形的“權力資本”轉化為有形的“經濟資本”，就會成為性市場上最有競爭力的買春者。

　　悲觀地看，這種堅固的供需關系很難得到根本性解決，只能依靠細致深入的監督與訴諸於己的自律。

　　但在廣泛的普遍層面，這種“情婦文化”仍有遏制的可能。如果權力難以同金錢產生直接的強聯系，難以提供正常職責范圍內的額外政治影響，官員在性市場上就會毫無優勢。也就不會有女性或自願或被動，與官員達成種種有所圖的“性契約”。

　　中共將反腐制度化，某種程度上便是在根源處限制了權力的變現范圍。當然要看到成果或許仍待不短時間，但不失為一種積極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