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图)

2018-07-23 | 来源: 领导者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蓝苹是江青二十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艺时的艺名，虽然她从艺时间不长，但很快进入了明星行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变成一个口含天宪、震惊中外的大人物，“搅得周天寒彻”。“文革”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中非研究不可的一段，而要研究“文革”，江青是绝然绕不开的人物――因为她是“文革”的符号和象征。邵燕祥先生建议创立“江青学”，我赞成这个创议――当然是作为“文革学”的一部分。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件事相较，他更看重第二件事。如果说，没有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样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镌有江青印记和痕迹。“江青学”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本人不揣疏漏，仅陈鄙见，作为研究和讨论这个课题的引玉之砖。

　　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和毛泽东究竟谁利用谁？

　　江青政治生涯的重头戏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是毛发动“文革”的同伙，即毛泽东开展“文革”最忠实的始终不渝的支持者和合作者。在他们二人之间有一个问题需要面对，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和毛究竟谁利用谁？对这个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简单地说，就是被林彪、江青利用。

　　我们姑且不谈林彪。说江利用毛符合事实吗？从根本上说，不符合事实。

　　毛和江是夫妻，而在“文革”中，他们的关系基本是政治关系，江无疑有利用毛的时候和地方。她经常自称代表毛问候群众，在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时，她一天不知说多少次：“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据江最后的一位护士长马晓先说，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江到小靳庄还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想主席不批准我能来吗？”――毛泽东明明说了：江“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仍然这样说。这次在小靳庄，她还叫邢燕子、侯隽两人代表青年给主席写信，并说：“你们在信封上写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就可以了。”

　　江在“文革”中经常向人们说通过她可以向毛反映问题，她也确实帮忙反映过问题或转送过材料。如1966年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会议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通过江向毛递交了反映他们受压的信和他们写的两篇关于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毛8月1日即给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而又后果严重的信――这是毛“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正如毛自己所说：“……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

　　在“文革”中，江就是这样精心地利用和毛的夫妻关系，抬高她自己的地位。有人说，江作为毛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此话一点不假。“狐假虎威”，这在江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江在“文革”中做了很多毛并不一定知道的坏事，如抓保姆，迫害文艺界或其他领域的这个或那个人，她不仅利用了她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要知道她这个身份也是毛给的），同时，也利用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氛围和环境，尽管这些事情本身她不一定报告毛。

　　上面说的是江在“文革”中对毛的利用，而在“文革”中毛对江的利用那是更重要的事情。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是背着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实际上即背着中央，利用江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毛没想到的顽强抵制；毛的性格“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他，又出新招。这就是，他利用江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其重要内容就是把林彪拖上“文革”战车，也是把江送上政坛很关键的一步棋，以使江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毛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并任命江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掌控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对江最大的利用。

　　毛在“文革”中对江极其信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给江写信讲“黑话”（毛泽东语），和1967年8月4日又给江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向政治局传达，和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而江也不负毛的“厚望”，毛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或是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江都是积极响应，全力执行的，所以毛称赞江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当然，毛对江也有不满的地方，也不时地批评她，甚至还让政治局开会批评她，但他对江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这从他请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而然后又告诉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在“文革”后的一次聚会中，我亲耳听江的护士长马晓先说，有一次，李讷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经常吵架），李讷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有那个本事。”江青的警卫员姜宝元也讲李讷说过类似的话：“你想当武则天，你知道武则天她怎么坐天下的？她依靠手下两员大将给她支撑着才坐的天下，而你，谁支持啊？”我看，这话只有她亲生女儿李讷敢说，恐怕连毛远新都不敢说；不过，我觉得，李讷反复这样说也是传达她爸爸毛的意思，否则，她虽然敢说，但也不至于反复说。大概就因为这样，即江既没有武则天的本事，也没有武则天的“人脉”，毛最终没有把大权交给她（毛原来可能有让江青接班的打算）；但尽管如此，江作为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是毛，也是江的命根子）的人，毛对她还是十分信赖的。所以，笔者认为，毛从来（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要打倒江，连一点这样的意思也没有。1976年10月华国锋等领导人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本来是顺应民意、违反毛的意愿的行动，但却打着毛主席的名义和旗号，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时这样说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后来也就逐渐不这样说了。

　　毛从来没有要打倒江。江对毛也是忠贞不二、始终如一的。在说到江和毛的关系时，江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中说：“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扞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最后作陈述的《我的一点看法》中，她又说：“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江辩护词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和毛关系的真实写照。毛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的话。

　　有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将军生前着书说：江青和毛泽东“背道而驰”，这完全是罔顾事实的一种说法，不会，终究不会被历史和人们所认可。

　　二、从蓝苹到“文革”中江青有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那么，江年轻时就是一个坏人吗？我认为不能这样说。

　　江青，并不是其人的本名，而是她1937年到延安后所选用的一个名字。她童年读书时，老师给她起的名字是：李云鹤。这个名字一直叫到20多岁，上世纪30年代到上海后还这样叫――当然，江青为了做地下工作方便也叫过其他名字，写文章还用过这样那样的笔名。30年代中期，她从事文艺工作，如开头所说，她以“蓝苹”的艺名行事。江出身低微，其父是一个做大车轮子的木匠，江青自称“轮人之女”。江1933年离开青岛到上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又离开上海去延安。怎样认识江在三十年代的思想和行为，是全面和正确认识此人的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

　　江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30年代的革命经历，经常向人讲她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我也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30年代的另一些情况，对了解和涉及她30年代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使很多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残。她仅在这方面的罪恶就擢发难数。然而客观地、历史地讲，同其他年代如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相比，江青的30年代是最值得肯定的，它是江的“黄金年代”（这是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的说法）。而江为什么对她的三十年代又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来又成为大人物的共同的变态心理。

　　实话实说，江在30年代，主要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总的来说，此时的她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安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江青所走的道路，是当时追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粉碎“四人帮”后，对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个30年代的报道和宣传多是负面的，从历史角度讲，并不符合事实。

　　国际友人白求恩对江的一段描述值得注意。1938年，白求恩为支援中国革命来中国后，曾于3月31日到5月2日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况，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延安抗大的长文，其中有专门段落谈论这“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里的女性学生，而他讲的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那个“来自上海的着名电影演员”。他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在这基础之上的问题非常简单，“她快乐吗？”白求恩这样问，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和淘气”。介绍白求恩这篇作品的薛忆沩说：这两段文字也许是西方媒体上最早出现的对这所“最独特的大学”里会出现的将对未来中国最具破坏性的“学生”的报道。从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到延安后是非常活跃的，而白求恩在延安停留时看到的江，还没有和毛结婚，他也不一定知道江和毛在谈恋爱。

　　我认为，江从一个革命的进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比江青小两岁、在30年代曾是江青朋友的画家郁风说：30年代，“我印象中她（指蓝苹，即江青）非常敏感，说话时一双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专注地直瞪着你，在生活中像入了戏。我当时认为她是个很有希望的好演员……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一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没有想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许多30年代知道蓝苹的人，后来谈到或写到江青，都是谈虎色变，说她从早就是个野心勃勃、阴险狠毒、自私无情、虐待狂、玩弄男子的女人，说实话，我可没看出来……也许作为一个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点，如虚荣、泼辣、逞强、嫉恨、叛逆……始终存在她的血液中。但是，蓝苹远远不是江青。从蓝苹到江青，从1939年（按：应为1938年――笔者）成为毛夫人直到成为‘文革小组’组长、旗手，是有个复杂的渐变过程的。”（李辉《郁风与蓝苹》，载《老照片》第3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郁风这个说法，既客观、符合实际，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灼见、大智大慧，仿佛还没见别人这样说过。

　　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

　　1938年11月，在延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文革”后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和《毛泽东年谱（1893－1949）》说这是毛“错误的选择”，“失败的选择”。显然，这不是历史的观点。这种“逆推法”没什么意义。就因为江在“文革”中成为历史的罪人，毛在30年代选择江做伴侣就是“错误”和“失败”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观点，也没有一点发展变化的眼光。要知道，毛和江都是发展变化的。回到30年代，即毛和江恋爱结婚的时候，毛是革命领袖，江是进步青年，他们的结合有何不可？诚然，当时有不少人反对毛和江结婚，其动机也是真诚和善良的，即为革命领袖形象着想，为党的利益和事业着想；但其根据，说白了，就是认为江曾经是旧社会所谓三教九流的“戏子”，并有许多绯闻。对江的过去，毛大概不会完全不知情，他当时到底如何看待，现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说明。坦率地说，这种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难说明白。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的劝阻没有影响毛同江的结合。从这一点看，也许可以说，毛并不在乎人们劝阻的那些理由。现在很多人都说，江在延安演《打渔杀家》演得好，受到毛泽东的垂青。这可能是事实，有一定的道理（电视剧《延安颂》就是这样表现的）。一次看电影时，江就曾跟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说过：“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这句话很到位，值得玩味，能够印证前述说法。而江在《打渔杀家》中有比较好的受人欢迎的演技，显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是她在上海从艺磨炼出来的。毛既然从《打渔杀家》的表演中对江有好感，“顺藤摸瓜”，了解了解江30年代的从艺情况，不是没有可能的。又据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外（包括周总理，他是会议主持者）全都签了名，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毛主席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从毛对江《公开信》的态度看，他确确实实不在乎许多人劝他不要和江结婚的那些理由。再从江方面说，应该明确，就是从婚姻上讲，她也不是为着追求毛才到延安来的。已经披露的材料证明，江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个人并不是毛，而且当时追求毛的，也不只江一个女青年……如此等等，情况纷繁复杂，一句话，我们看待毛和江的结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

　　关于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没有“约法三章”？

　　翻阅文革后大量有关江和毛的回忆录、传记文学、纪实作品，在谈到江和毛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必须指出，这是“三告投杼”、“三人成虎”式地以讹传讹。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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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问题我多次撰文辨证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央政治局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限制江青的“约法三章”（参阅我和王广宇合着的《问史求信集》中《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约法三章”的问题》）。从2001年到2008年我着文反对所谓“约法三章”时，还不知道杨尚昆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我现在就把杨的观点引出来，以飨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和广大读者。

　　其一，文革研究专家金春明在《同舟共进》2008年12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可能是在公开报告和文章中较早谈及此问题（指“约法三章”）的人。1984年7月，在海军举办的一个报告会上，我作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的报告，曾言：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中央规定她的任务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她参加政治活动”，这个报告的录音整理稿经海军政治部印发后，在全国很多地方翻印，流传较广。大概由此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注意。1985年7月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处突然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办公厅，传达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党校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很好。听说现在要出版，有一个问题，就是报告中提到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说当时中央有个决定，可以结婚，但江青不能参政。我找了几个老同志问了一下，都说没有这回事。我自己也不记得有这个事。请出版之前，将这个问题核实一下。”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同志把杨尚昆同志的指示转给我。此后，根据领导指示精神，在我的文章和报告、讲课中，都不再讲这个问题。

　　其二，《杨尚昆回忆：张闻天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遭忌恨》，其中有云：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亲自带领张培森和程中原，还有她的秘书朱文英一起来到杨尚昆的家中。

　　杨说，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即张闻天）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指张闻天就很多人反对毛和江结婚的事给毛写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

　　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毛表示的就是洛甫。

　　刘英这时插话说：那时闻天是党的（总）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杨说：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

　　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

　　第二，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

　　杨说，陈云告诉我，当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后，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

　　江青把这事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到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啊？”

　　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

　　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

　　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想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

　　杨尚昆，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工作，对党的历史非常熟悉，他如此执着地关心所谓江和毛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的事，坚决地一再地否定这件事，实在令人感佩。这充分表现了他对党、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们应该认真地向他学习。在这个所谓的“约法三章”问题上再也不要以讹传讹了。

　　四、建国以前的江青应受到肯定

　　江和毛结婚后，担负起了在生活上照顾毛的任务。并在他们结婚差不多两年后，即1940年8月生下了他们的女儿李讷。李讷是毛最小的孩子，她和毛的其他孩子不同，一直生活在毛身边，她是毛给予父爱最多的孩子。江和毛的夫妻关系存续了38年，应该说是始终不错的，毛不止一次跟别人说：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很有帮助。江也自诩是毛泽东的“流动哨兵”。江直言，她和毛是“政治夫妻”，诚哉斯言！江和毛之所以给中国人民造成危害，不仅在于他们结成夫妻，而在于他们结成了政治夫妻。

　　江和毛作为夫妻，在40年代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毛和党中央率领军队转战陕北时，一直跟随在毛身边，担任中央直属支队的政治协理员，做思想工作、群众工作，有时还帮助毛泽东起草文件和报告稿（毛口述，她记），作为中央领导夫人一级的女同志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江最值得肯定的一段光荣经历。江没经过长征，这是她和很多人（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大姐”）相比时一个弱点，但她常以随毛转战陕北自豪（甚至“骄傲”和大肆鼓吹），大概人们都记得在法庭上，江在辩护词中说：“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按：指坐在台上审判他的人――笔者）都躲到哪里去了？！”

　　转战陕北时，江青一直留在毛泽东身边。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描写转战陕北的电影《巍巍昆仑》虽然有毛泽东骑马行军的画面，在这个历史画面中也骑着马的江青紧随其后，然而，这个电影不仅没有提到江的名字，连一个正面镜头都没给她，实在不应该。政治常常歪曲历史，这恐怕就是一个不大不小而又很说明问题的例证。而这种例证并不是个别的。如石家庄制作的电视剧《毛主席在西柏波》，有李讷的镜头，就没有江青的镜头――这种处理历史的办法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的政治利益和一定的政治需要。无数事实证明，历史（和艺术）服务、服从于政治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客观，即做到实事求是。查查历史，看看现实，在“实事求是”是所谓“党性”的美妙口号下掩盖着多少错误和罪恶。

　　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是不可能长久被掩盖和歪曲的。与《巍巍昆仑》不同，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时，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放的由王朝柱编剧的50集电视连续剧《解放》，就用不少镜头和情节（有些是很重要的情节，如毛泽东嘱江好好照顾周恩来，在窑洞口或门口，迎接黄炎培、陈毅等）正面表现江；是否做得完全到位，不必去说，但这样做――敢于这样做，就是尊重历史的表现。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逐渐冷静和理智了。该电视剧播放后，王朝柱先生说：这是32年来（肯定从“四人帮”被打倒的1976年算起――笔者）江青第一次以正面人物出现。王朝柱先生这样做，其意义非同寻常。它表明建国前的江青是应该和值得肯定的。

　　这当然不是说，江青什么都做得对，在她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肯定也犯过这样那样以及或大或小的错误，但错误不等于“罪”；错误，特别是一般错误，不在我们讨论范围。

　　五、江青崛起于“大跃进”失败后的六十年代

　　江在50年代，除了积极参加过批判电影《武训传》和“带队”（没这个名义，实际如此）做过“武训调查”外，参与政治和公共活动不多，因为她身体一直不好。从1949年算起，江曾四次到苏联治病。江崛起基本上是在60年代。这和毛所遇到的政治形势有关。毛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失败了，他和处于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产生了分歧――很大的分歧，他认定产生了“修正主义”，他感到孤立，要寻找新的根本的政治助手和支持者，即能和他一起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人。

　　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在探讨所谓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问题时，我曾问过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但几乎一致地回答我：《约法三章》这件事他们不知道；又说：恐怕不是中央对江有什么限制，而是毛本人对江有什么限制。我很认同他们这个观点，认为对我探讨这个问题即“约法三章”问题很有启发。再说一次，杨尚昆已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不止一次地表明对所谓“约法三章”的态度，坚决和明确地否定了所谓“约法三章”，但我不知道，所以我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探讨这个问题――这在历史研究中恐怕也是一个教训：信息应该及时公开，和及时交流；否则，不可避免地要浪费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再说一点，在探讨所谓“约法三章”问题时，我所以要问汪东兴、张耀祠，一则，因为我和他俩熟，他是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秘书时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支部，即包括毛泽东以及江青在内的支部；二则，我觉得他们长期在毛身边工作，他们的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