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 那曾经愤怒的罗大佑也许误会了他

2019-03-04 | 来源: 淘漉音乐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文/宅少

　　先讲一段往事：

　　曾有一对台湾情侣在南非旅行，碰到一位出租车司机，路上一直哼着一首歌。他对情侣说：

　　这是我妈妈生前最爱的歌。1993年，我和妈妈在刚果的一家中国餐厅里听到这首歌。妈妈非常喜欢，餐馆老板就送了她一盘磁带。

　　不久后，母亲去世，磁带不翼而飞。每当思念母亲时，非洲司机都会想起这首歌。为此，他特意跑回刚果去寻找那家中国餐厅，不想餐厅早就倒闭了。

　　后来，每当遇到中国人，他就会问他们：“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可惜，他找了很多年，没有一个人能给他答案。

　　最后，台湾情侣告诉他：

　　这首歌叫做《恋曲1990》，写这首歌的人，名叫罗大佑。他写的是一个男人思念一个女人，想念那个女人乌溜溜的黑眼珠和甜美的笑容。

　　

　　听到这里，非洲司机喜极而泣，一面说着“那个漂亮女人一定就是我妈妈”一面伴随着音乐哼唱，唱着唱着便掩面痛哭。

　　早在2000年，罗大佑曾到上海开过一场演唱会。无数来自北京的文艺青年，包了一节火车车厢直奔上海，只为见他一面。

　　那些人里面，有做《晓说》的高晓松，有做《十三邀》的许知远，还有做《读库》的张立宪。

　　高晓松曾回忆道：“演唱会结束后，上海整条街的酒吧，大家抱琴歌唱，一首又一首罗大佑，大家在那里怀念自己的青春，怀念那些热血沸腾的岁月。”

　　对此，曾有记者问罗大佑：“你不担心吗？上海演唱会，大家是为了怀旧而去的。可随着时间推移，70年代的人不再怀旧了，80年代的人又不够熟悉你，你怎么去面对这一切？”

　　我想，那个非洲司机已经替罗大佑给出了答案：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时代的节奏如何变幻，那些打动人的旋律，根植在人们心头的感动和激情，永远都不会消逝。

　　因为它们来自人类心底的共情，来自那些蜿蜒岁月里，时间和生命的对话。

　　而罗大佑，早已写下了太多这样的旋律。01

　　1982年，28岁的罗大佑还在医院放射科做医生。一天，他收到台北市议员送来的一堆体检病历，其中有两个人的名字令他一生难忘，一个叫“陈水扁”，一个叫“谢长廷”。

　　那一年，罗大佑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因为专辑《之乎者也》的出版，罗大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瞩目。几乎一夜之间，他成为了台湾无数青年人崇拜的精神偶像。但此时此刻，罗大佑内心深处却遭受着巨大的煎熬。

　　

　　他不知道自己是该继续做一个医生，还是义无反顾地拥抱他一生最爱的音乐。

　　1954年，罗大佑出生在台北。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尚未懂事的年纪，父亲就为他和哥哥姐姐安排好了未来的人生道路：从医。

　　父亲不但医术高明，还是一位音乐爱好者。在他看来，医生如此受人尊重的职业，应当具备很高的修养。于是乎，买了一架钢琴回家，逼着罗大佑弹琴。一枚硬币放在手背上，坐直了身板，一弹就是两三个小时。

　　母亲在旁边一边织毛衣一边监督，直至秒针走完规定的时间，罗大佑才能出去玩儿。

　　起初，罗大佑心里也是逆反。凭什么别的孩子可以在外面玩儿，自己却要闷在家里弹琴？时间久了，弹莫扎特、弹肖邦，这才一点点浸进去。罗大佑开始觉得音乐其实蛮有意思的。多年后他说：“要感激父亲那样逼我，那时他给了我许多东西，只是我当时并不明白。”

　　

　　喜欢上音乐后，罗大佑参加了学校的鼓笛乐队。一次艺术节表演，他在舞台上打鼓，过了一个月，回家路上被其他年级的孩子认出来，那时候才觉得，哇，原来自己还挺出风头的。

　　后来写作文《我的志愿》，每到一个新年级，老师就让写一次，罗大佑每一次都写的是：想去做音乐。

　　父亲看出苗头后，对此并不赞许。二战时，父亲曾被抓去南洋当车夫，国民党败退后，又在越南当军医，一生大半时光，受尽人间苦楚。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从事一份踏实、稳定的职业，不要再过颠簸的人生。

　　当时在台湾，医生可谓是最受人尊崇收入最好的职业之一，他当然不希望罗大佑做什么音乐。

　　可自打接触到吉他后，罗大佑就疯狂爱上了这件乐器。不吃饭都要练习，练到最累的时候，可以抱着吉他在床上睡去。

　　那时，父亲就常常提醒他：“我让你学音乐，不是让你痴迷，只是为了陶冶情操，你不要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精力，还是得老老实实念书学医，明白吗？”

　　罗大佑只能无奈地将吉他放到一边。02

　　读完高中，罗大佑遵从了父亲的安排，考取了一所医学院。对于成绩，他自己并不满意，于是主动休学，准备考一所更好的学校。

　　休学那一年，他独居台北补习。结果学没怎么上，整天跟一群音乐爱好者混在一起，组了个名为“洛克斯”的乐队，白天排练，夜里跑去歌厅驻唱。一个月下来，可以赚4000新台币，然后饿着肚子拿来买乐器。

　　一年补习结束，罗大佑还是考入了同一所医学院，只好硬着头皮去读。那时的罗大佑，心底也有犹疑，知道玩儿音乐没有出路，对从医也不排斥，所以又想当医生，又想做音乐。

　　学医的同时，他花了大量时间听外国歌曲，自己研究旋律。闲来无事，把余光中的《乡愁四韵》和徐志摩翻译的一首英文诗谱曲。

　　

　　正巧，当初“洛克斯”的成员王振华在做副导演，听了他写的歌说：“你这么有才华，来帮我们的电影做配乐吧。”罗大佑问什么电影，王振华说：“《闪亮的日子》。”

　　罗大佑听了，不太敢答应。他从没发表过什么作品，也不知道自己写得如何，只说先尝试着写两首吧。回去捣鼓了两首曲子，导演一听，赞不绝口：“好了，别犹豫了，配乐由你来做！”

　　就这样，罗大佑写出了那首着名的《闪亮的日子》。歌曲由当时跟邓丽君齐名的刘文正演唱，一经问世，立即成为金曲。不过名声在外的是刘文正，没人关心写歌的是谁。

　　只有一个人，留意到了罗大佑。

　　那个人，就是张艾嘉。

　　

　　在为《闪亮的日子》创作配乐时，罗大佑与女主角张艾嘉越走越近，互生情愫。对于罗的才华，张艾嘉无比赞赏。罗大佑的爱恋也是一时汹涌，为了向张艾嘉表达爱意，一下子送了她两首歌，一首《童年》一首《光阴的故事》。

　　尤其是《童年》这首歌，前前后后写了5年，毫不犹豫地送给了恋人。

　　可是，专辑发售后，人们记住了张艾嘉，记住了《童年》，却还是不知罗大佑。

　　

　　这时，罗大佑已经在医院实习。那是他青年时代最苦闷的时光。

　　此前，他觉得做医生也还不错，真进了医院，才发觉日子太枯燥了。每天抽血化验、搜集X光片、去别的科室会诊，还要帮病人开刀，最累的时候，一天下来只睡三四个小时，稍微不注意，就会被主治医生骂得狗血淋头。

　　在一个个直面生老病死的日子里，罗大佑只好再次凭借音乐开解自我。他一边读着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一边埋头写自己的歌。

　　那时他尚且不知，自己即将在台湾掀起怎样的滔天巨浪。03

　　1980年2月28日，那是罗大佑毕生难忘的日子。当天他正在给一个受伤的小孩缝头皮，一个身受重伤的女孩忽然被送到医院。女孩是台湾政治运动“美丽岛事件”发起人的长女，和母亲一起遭遇了政治暗杀。

　　手术后留下了一根胸腔穿刺针，长尺许。当天是罗大佑当班，其他人离开后，他悄悄将穿刺针保存了起来。

　　那根针，也刺痛了他的心。

　　80年代的台湾，政治空气极为紧张。各种民间运动、自由诉求喷薄而出，青年们的内心动荡不安。各种政治强压手段，令他们有着无处诉说的苦闷，人生充满幻灭。

　　罗大佑正是其中一员。

　　和那些唱着甜腻情歌的民谣歌手不同，在写完《光阴的故事》后，长期在医院工作的他，看到社会种种现状，接触到台湾政治底层令人恐怖的逻辑，他开始审视整个台湾社会。

　　在做实习医生时，罗大佑创作完一系列作品，开始自己录制。为了让更多人听见这些作品，他委托日本同学把作品带到大阪编曲演奏，再寄回台湾自己配唱，为此花光了全部积蓄。

　　但罗大佑知道，必须这么做不可。这些音乐是他对整个时代的思考，也是他表达内心的唯一途径。

　　拿着样带，他找了好几家唱片公司。人家一听，就觉得太古怪太小众了：“什么《之乎者也》啊，这么奇怪的歌谁会听？”

　　罗大佑没有放弃，最后找到了滚石。当时他心意已决，出完这张专辑，就放弃音乐，披上白大褂，一心一意做一名医生。

　　滚石老板说：“好吧，我不敢预估你这张专辑的命运，但我可以赌一把。”

　　结果专辑一出，全台湾为之震动。

　　

　　在所有青年人甚至全社会都找不到情绪出口时，罗大佑用他的《之乎者也》为大家在晦暗的天空上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光流注进来。

　　在一个情歌大行其道的社会，身穿黑衣、戴着墨镜的罗大佑犹如夜中闪电一般告诉人们，音乐是有力量的，它不仅可以表达情爱，还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关注文明的进程，关注历史的脉搏。

　　这张专辑有多牛，拿高晓松的话说：

　　罗大佑和崔健一样，都是不可逾越的。

　　是他俩让我们明白了，流行音乐不仅可以谈小情小爱，还可以表达讥讽和愤怒，为人类文明的堕落拉响警报。这俩人把华语音乐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确实，《之乎者也》里的那些旋律、那些歌词，可谓一骑绝尘。罗大佑用他极具文学化风格的表达，一句句拷问着现代人的神经。

　　在《之乎者也》里，罗大佑充满批判口吻问道：“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

　　在《鹿港小镇》里，他记录着繁华都市对年轻人的吞噬，表达他们身处现代文明的迷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

　　紧接着，罗大佑一边做医生，一边顶着各方压力发行了《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孙燕姿同时段线上演唱会

若不是22岁被病魔吞噬他会成明星

看到67岁的罗大佑刷屏终于心安了

　　这张专辑继续将台湾的自省风潮推向极致，当初原本已对社会无力对前途感到渺茫的年轻人突然为之一振，不少人开始参与社会运动。乐评人马世芳曾说：

　　回头看这几张作品掀起的社会效应，其规模之大、延续之久，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上除了罗大佑，似乎还没有任何人制造过。

　　在歌曲《现象七十二变》里，他犀利地讥讽，说“有人在黑夜里枪杀歌手”，有人“每年都要吃掉一条高速公路”，说“高楼越盖越高，人情越来越薄”，说“彩色电视越来越花哨，能明辨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

　　最后，这首歌被写进了大学教材。

　　连罗大佑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的作品会引起如此巨大的震荡。无数青年在他的音乐中寻找失却的理想，重拾信念。

　　《之乎者也》这张几乎胎死腹中的专辑，不但一时间狂销15万张，日后还被评选为台湾200强唱片第一位。

　　但罗大佑却笑不出来，一方面，他开始苦恼人生选择，到底是继续做医生，还是转行去做音乐人。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很快，麻烦就找上门来。04

　　早在写《闪亮的日子》时，罗大佑就遭遇过歌词审查。

　　歌中那句“我们曾经共同哭泣，也曾共同欢笑”，最终被改成“我们曾经欢笑，迈向成功之路”。因为当局觉得“哭泣对社会来讲太负面了”。罗大佑那时才明白：想获得机会演唱自己写的歌，必须字斟句酌，小心翼翼。

　　在写《之乎者也》和《未来的主人翁》时，父亲很是担心他的安危。有一次两人在楼道里碰头，父亲忽然说：“政治上你要小心一点。”

　　

　　这时人们眼中的罗大佑，不仅是一个歌手，还是一个斗士。

　　所以，在第三张充满温情的专辑《家》发行后，愤怒的青年开始指责他，说他失去了战斗的姿态。而当局又觉得他不够规矩，在歌曲审查上多有刁难，导致《家》的发行困难重重。两方面都对罗大佑表达了强烈不满。

　　加之当时感情破碎，前途渺茫，不知能不能再靠音乐为生，罗大佑感觉自己撑不下去了。就在这时，父亲赶到身边，按着他的手让他签字去美国：“放弃音乐吧，去美国考一个医生执照，老老实实生活，别再为难自己。”

　　1985年，罗大佑抵达美国，住在混杂着各色人种的纽约第七区。拍摄《英雄本色》的吴宇森跑去看他说：“你胆子也真够大的，这种地方我们都不敢下车，你却敢在这里生活。”

　　尽管远避台湾，罗大佑与政治还是藕断丝连。

　　为了纪念台湾结束日本殖民统治40周年，他绞尽脑汁写了那首《明天会更好》。没想到却被当局利用，成了国民党的竞选歌曲，甚至连国民党参选口号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很快就有人批判他变节讨好，罗大佑气了个半死。

　　在纽约那一年，他过得很平静。但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平静就是平庸的代名词而已。幸亏一年后，罗大佑去香港参加一个歌唱比赛，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1997年，香港要回归了，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特别的一件事。

　　在审视完自己的人生后，他给父亲写了长达11页的信说：

　　感谢你们对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栽培。心里拔河拉扯14年，音乐终于赢了，我已经决定好这辈子不做医生，一辈子都做音乐，一辈子的主业都只有音乐。

　　从此，在填写各种资料的职业一栏时，他再也没有填过“医生”。而是他最想成为的：作曲。

　　这一年，罗大佑来到香港，建立了“音乐工厂”。刚到香港，他就认识了林夕，对他说：“以你的才华，别教书了，跟我出来做事吧！”

　　紧接着，罗大佑以电影为切口，迅速打开市场。从这天起，人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罗大佑，一个不愤怒但是充满了商业柔情的罗大佑。

　　经他之手所写的歌，几乎首首经典。

　　他为梅艳芳写《似是故人来》，哀怨凄婉，林夕词一填，立马惊艳香港乐坛。

　　为《海上花》填词，他故意找了间可以看见海港的房子，一句“睡梦成真，转身浪影汹涌没红尘”，直通张爱玲的苍凉底蕴。

　　为《阿郎的故事》写下《你的样子》，更是传唱数年。

　　至于那曲《滚滚红尘》，一字一句泣血，无论是他的曲还是林夕的词，都可以说是后无来者。

　　

　　在写词这件事上，罗大佑真是天才，高出旁人不知几个段位。

　　乐评人李皖曾说：

　　罗大佑罕有文字上无可挑剔的词，作为一个词作家，他缺少洗练文字的能力，往往语义纠缠重复，思维比较混沌。

　　但恰恰是在混沌的思维里，罗大佑创造出了惟他独有的文字。

　　伟大的词作，从来不是因为词句之功，而是文体创新，意境气韵独到，情绪、精神或思想卓越，道人所未道。

　　在《晓说》里，高晓松就拿《光阴的故事》举过一个例子：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他说：“你看，罗大佑只改了几个字，从一个人到两个，从等待到流泪再到回忆，就把岁月流逝人事变迁勾勒得如此细密，这种独创的三段式表述，别人学都学不来。”

　　也难怪在那一代文艺青年的心中，罗大佑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不论是写批判，还是写柔情，在作词的格局、技巧上，都让其他人连尘都望不见。

　　记得在《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里，高晓松写了一句歌词：“你刻在墙上的字依然清晰，从那时候起，就没人能擦去。”

　　后来高说：“那些字，就是罗大佑的歌词。”05

　　然而时代总是匆忙的。

　　被推崇、被景仰者如罗大佑，也躲不开时间的冲刷。

　　随着岁月更迭，一代人来，一代人去。那些激荡过的胸怀，烟火渐次熄灭，那些曾经呐喊的年轻人，也一个接一个步入中年。罗大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过去时代的标签。

　　曾经，他的《爱人同志》狂卖53万张。之后专辑的销量，一张张走低。为了不让唱片公司承担损失，他自费出版了《美丽岛》。

　　那时，李宗盛开始半隐居做起吉他，华语乐坛已经是周杰伦的天下，李宇春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蓄势待发，毛不易才不过刚刚10岁。曾经属于罗大佑的那个时代，早已悄然落幕。

　　2017年，时隔13年后，罗大佑才出版自己的新专辑《家III》。整张专辑充满了温情，再也没有批判，再也没有愤怒，开始关照日常生活的细腻。许多人听罢都深感诧异：

　　这还是罗大佑吗？

　　

　　连当初赶去上海听演唱会的许知远也在《十三邀》里问：“作为一个时代的反叛者，罗大佑怎么变得像个温情的老人了？”

　　可实际上，早在《家》发行时，时任滚石企划经理的詹宏志就说：“《家》的风格，证明罗大佑‘抗议歌手’的身份是十足的谎言。”而自始至终，罗大佑都没有将自己定位为“抗议歌手”，没有将“愤怒”当作自己的标签。

　　他说：

　　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里，作为一个青年人，我只是说了我自己想说的话。

　　时过境迁，人生漫漫。

　　出《家III》，日渐老去的罗大佑也只是在最合适的时间里，说着自己最想说的话。

　　早些年，罗大佑与张艾嘉相恋，结果发现相处是另一回事，两人匆匆分手。

　　后来，他在丧父之时与李烈结婚，结婚后发现两人并不属于一个世界。

　　从那之后，罗大佑心如死灰，甚至在《鲁豫有约》里发誓说，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哪料到人生如戏，最后还是遇到了心爱的人，年过半百，还有了一个女儿。

　　从此，罗大佑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家庭，内心开始变得温润。

　　

　　许知远为此感到些许神伤时，罗大佑却十分清醒地问：“现在这个时代，还需要我这样一位愤怒的老人家吗？”

　　许说：“可滚石的贾格尔，老了还那样。”

　　罗笑道：“对对，但我是罗大佑啊。”

　　一个人是不能抓住所有时代的，一个人也无法占领每个时代的荣光，他所能思索和表达的一切，已经停留在往昔。

　　罗大佑并不迷醉于去做一个反叛的引领者，他只是尽可能多地去表达自己。

　　就像他在随笔《昨日遗书》中写的，人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阶段，人在往前走，风景也在往前。当年的他，见过一个紧张时代的汹涌，有过发声的选择，在一个松松垮垮的新时代里，他也有权退回内心，去感受生活温情。

　　他并没有刻意保持姿态。只是恰好，在那个年代，他说出了许多人想说的话，看清了许多人看不清的东西，做到了许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早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记者问他：“你害不害怕被人遗忘？”

　　罗大佑笃定地说：

　　不怕，我是以创作为主的。只要我死之后，我的歌还能流传下去，我的歌还在，记不记得我，都没有关系。

　　幸运的是，他早就做到了。

　　他在音乐中留下的情感，注定会像高晓松那首歌里吟唱的一样。

　　一旦刻在了时间的墙上，就再也没有人能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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