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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冬雨: 为何文艺片大女主周冬雨也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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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档与清明小长假期间的三月,像是被商业大片放弃的阵地,预设了观众在这两次集中观影高峰之间必定会出现的休整和喘息,于是便成为文艺片的优选。获得奥斯卡奖的《绿皮书》轻而易举攻城掠地,一部来自台湾翻拍十多年前韩国电影的作品《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也成了各影院观众的催泪剂,横扫大陆票房。


  而张猛导演的新作——《阳台上》在三月的文艺片扎堆的档期里,表现着实差强人意。《阳台上》于3月15日上映,首日票房只有191万;排片率从8%降到0.1%,上映9天总票房仅有387万,为同期上映的另一部小众文艺片《过春天》的三分之一。连近些年票房成绩出色的周冬雨,无论是饰演弱智少女,还是周冬雨首次担纲出品人,都难以扭转该片的颓势。在此之前,张猛导演、编剧的电影《钢的琴》(2011年)曾在各电影节斩获大奖并受到影视界内外的一致好评,去年仍有被翻出来重映,前后共执导过8部电影的张猛,其作为导演与编剧的功力并不被怀疑,只可惜近些年来未有同等份量和影响力的作品出现。

  


  《阳台上》影片改编自青年作家任晓雯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在上海老城区“拆迁”的社会背景下,初入社会的上海青年张英雄(王锵饰)为报复“杀父仇人”陆志强却对其弱智女儿陆珊珊周冬雨饰)产生情愫的故事。影片采用胶片拍摄,在细腻的颗粒质感下透视弱者“报复”弱者的社会心理。

  

  按理说,《阳台上》这部影片,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有故事。文学性是一部文艺片的基石。以青年作家的同名小说为原本,因此有扎实的故事的基础,丰满的人物刻画,生动的情节描写,这是一部文学作品能被选择改编成电影的基本要素。否则,整个电影项目的前提就是不完全可靠的。

  其次,有类型。青春,悬疑,犯罪,黑色,都可以成为这部电影的类型标签。纯真少女的美好身体,性萌动和被压抑的少男欲望,中间是借助望远镜的《后窗》式窥视,这本就是电影发明百余年来激发最原始观看本能的主题之一。

  



  再者,有意识鲜明的影像表达。尽管胶片摄影和数码摄影在大银幕上最终所呈现出来的影像气质并不能为一般的电影观众强烈感知,但导演仍然选择了这种创作方式。全片除大量的“偷窥”镜头外,还大量使用了跟拍镜头,刻意摇晃的手持摄影和过于紧密的画面构图,以表现逼仄压抑的空间感(社会空间、生活空间、人物的心理空间)和全片叙事的“私密性”。

  

  有了以上三大护身法宝的《阳台上》为何最终难以打动观众呢?一副好端端的优质文艺片的架子为何却呈现出电影学院学生毕业作品的水平和面貌?

  叙事性弱,偏重一个少年改邪归正的心灵成长史

  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上主要以青年观众为主体,自2013年赵薇执导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掀起一阵“青春热”到现在,青春类型片一直层出不穷,以风格迥异的表现形式涌现于银幕。张猛导演对青春的表达不同于其他青春片,他摆脱了以逝去的青葱岁月作为叙事主体的故事构建,抛弃对学生时代、校园爱情的美好叙述。

  《阳台上》的男主角叫做张英雄,他不是同类青春片所标榜的帅气魅力、情智双高的活力男孩,他被现实生活压抑着进而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生活卑微的边缘青年,是后现代主义典型的“反英雄”人物;扮演“仇人”女儿的周冬雨也一改前几部作品中的活泼阳光,影片中的她是一个童真化的低智少女,在高饱和玫红色与紫红色的镜头建构下,透露着神秘与欲望的无言表达。

  张英雄通过对陆珊珊的偷窥,表达着其对爱情最基本的渴望,这种偷窥有《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纯真少年对爱情的萌动,也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压抑之下的自我表达。

  

  长大未必成人,离家并不独立;《阳台上》就是一部青年(少年)曲折的心灵成长史。从为父报仇梦中手刃仇人,到转移目标公交车站企图袭击,再到裹挟着猥亵之心对仇人之女下手继而最终放弃报仇,这既是全片唯一的叙事线索,更是主人公改邪归正的心灵之路。

  然而,影片对于人物的心理、情绪的变化倾注了过多的笔墨,正如电影影像里所表现的,在大都市边缘生存的张英雄是上海市井中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他的生存状态和细节被安排平铺于电影画面中,在码头废弃的豪华船舱上发呆冥想,将喜怒哀乐消融于英雄联盟的游戏中,旧居的拆迁、父亲的突然离世、搬家后的寄人篱下等生活的无奈与压力,在无形中撕扯着他不肯前行的孤独内心,在母亲“你能不能有点出息”、“你爸从来不哭”的言语打击下,张英雄选择了被动下的成长,可这注定是面对社会的无声妥协。

  



  张猛导演所表现的“心灵”成长源于当今社会的高压,却深刻的渗透在中国式家庭教育中,当成人世界负载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后就会将这份焦虑转移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张英雄面对家庭的逼迫和融入社会的期盼,他不得不选择“被动”成长,这是他融入社会的第一步,却也是重塑自我意识过程中的一种掣制,由此也有利于观众反思在社会发展中孩子成长与原生家庭内核之间的导向性关系。

  但导演显然忽视了叙事。或者说,以情绪和心理节奏为核心主线进行叙事的效果并不理想。

  在张英雄对仇人家的多次窥视中,桃红色的窗户玻璃散发着迷离的荷尔蒙气息,观众读懂了张英雄的心理情绪,却难以从重复多次的窥视中获得关于陆姗姗更多信息,以致于最后陆姗姗男友,以及张英雄给陆姗姗买球鞋的细节在全片尾声处显得突兀。

  陈母和陆父,这两个人物虽是配角但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片中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在拆迁之后却是全面陷入停滞的。相比较陈母和陆父两人,红毛大哥对于张英雄的转变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导演将两人的互动一直处理的比较恰当,可惜在关键的一步(手刃仇人转向强奸仇人之女),导演却偏偏借由“红毛”之口直接点明,而事实上这个关键的叙事转向早已在之前大量出现的窥视镜头中铺垫完成了,加上“红毛”的约会被张英雄撞破,观众早已心照不宣等待着张英雄转移目标,直接点明不仅没有起到推动叙事的作用,反而使这个转折的意味大打折扣。

  


  叙事推动力的丧失,不仅损失了故事和情节的张力,对于人物心灵成长塑造而言也不失为一种失助,难免使得全片流于情绪表面,沉醉于自我表达之嫌,加上年轻男演员孱弱无力的演技,显出一股稚嫩之气。

  背离上海,是繁华之下的废墟还是普通三线城市

  贾樟柯有山西,毕赣有贵州凯里。作为一名“东北导演”,张猛也曾将地域化的时代表达展现于《耳朵大有福》、《胜利》等影视作品中,他擅于将影像的关注点投射于社会边缘,在风格化的叙事形式下凸显社会尖锐的矛盾,以敏锐独特的个性视角表现底层人物在变革中的苦难与不幸、平凡与弱小、灰暗与光芒。

  

  这次,张猛离开东北,转而聚焦于中国现代化都市的最典型象征——上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阳台上》虽以上海城市为背景,却绕开了现代都市符号和对上海恢宏的现代性表达,取而代之的则是充斥着报仇、彷徨的老城废墟以及生存于这里的小人物,导演以镜头的力量撕开窥探现实的口子,向观众展示着另一种意义上的上海,更赤裸、也更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现实主义最真切的阐述。

  影片中,上海人的生活空间是弄堂里两代人的上下铺和一张局促狭小的餐桌,是一个随意可以吃西餐的中产家庭,却也是没有单独书桌,需要打地铺的条件;关于上海地理空间的展示仅局限于画面的边缘,比如画面一角出现的高楼大厦,飞速驶过的地铁;张英雄进入社会后,工作的地方像是城乡结合部,居住的地方是群居房;除此之外便是废墟,被拆除的,和等待被拆除的,废弃的船EAST KING。



  

  如今的上海几乎都处在建设和改造的城市状态,现代性的产物逐渐吞噬着古老的上海弄堂及传统文化,所以城市的“拆迁”使人们在现实境遇中产生了种种无奈、困惑和愤怒,《阳台上》成功地展现了当代人错综复杂的欲望与人性侧面及社会自身的缺失,成为这个时代下最具普遍性的社会隐痛。


  影片的最后,张英雄再次拿出刀,却把刀扔向了经过的废墟中,这似乎表明张英雄明白自己从头到尾想杀的并不是陆志强,而是对现实生活周遭的一次抵触和抗拒。张英雄视角中被放大的陆父踩屎片段,让他意识到所谓“胜利者”“施暴者”的成人世界也并非光鲜亮丽,而对弱者施暴的自己也同样令自己感到恶心,最终,他看透了这个时代的现实,找到了自己真正进入社会的方式,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成年人。

  

  只是以上在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上海,自然是远远背离了人们想象中的样子,不是陆家嘴、东方明珠,不是外滩,南京路,更不是高级写字楼和现代公寓;导演渴望呈现背离上海的意图是如此的强烈,表现的也尤为极致,甚至开始产生潜在的另一种危险,那就是当彻底决绝地背离了人们熟悉的上海之后,这个故事发生的空间还局限于上海吗?是否有可能在观影的过程中,慢慢沦为观众的另一种熟知——任何一个普通的三线城市。

  情感失调,影像语言过于刻意的隐喻化表达

  电影所讲述的弱者“报复”弱者,懦弱男孩爱上低智少女的故事,这一切的叙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使影片的故事叙述有可能是一个事实,也有可能只是张英雄脑中对异性的形象幻想,是一个摩登都市边缘的焦灼青年臆想式的喃喃自语,而在叙事权威性瓦解的背后,则是一种价值判断立场的缺失,使一切都处在虚幻和现实之间。片中的爱情失调如此,亲情,友情也同样如此,只是导演在影像表达上更着力于一种含蓄的、隐喻的、艺术化的方式。

  

  张猛导演在影片中运用了几处“镜像”表述,“镜子”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影像符号多次出现在电影中,在电影中的人物通过镜子看到自己,观众通过银幕看到角色和镜像化的分身,这种处理方式多为角色起伏不定的心理投射。在三轮车上的三面镜、在血泊中的倒影等都映射出张英雄在报复陆志强过程中的欲望、恐惧及自我矛盾,延伸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刀、望远镜、眼镜、香烟等道具的运用皆隐喻性的表达出人物分裂式的人格,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将人格结构理论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张英雄的本我代表最基本的欲望,他在梦中杀害了“仇人”陆志强,在望远镜下偷窥陆志强以及其女儿陆珊珊的日常生活;但是当他遇上“红毛大哥”所教给自己的“坏人理念”时,他的自我在遵循现实原则的基础上,摆出了“偷盗”和“报仇”毫无关联的态度,也会发出“我非得要报仇吗”的自我疑问;最后,张英雄将准备用来报仇的刀扔向了废墟,选择以一种高尚仪式与社会“握手言和”,这代表着他道德理想下超我的高级境界。



  张英雄的同事“红毛大哥”在某种意义上与张英雄存在着相互性情感,是张英雄在失去父亲后以一种代替“父亲”的身份出现在他所踏足的社会圈子中,这也类似于人生启蒙师,但是其与张英雄对世界的认知中存在着分歧,“父亲”形象的建构是具有现实关照意义的,使张英雄能够重新审视自我,影片中两个人在船舱的舞台上共同唱那首《浪子心声》——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对残忍现实下所作出的妥协与让步,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变化无常。

  

  张英雄在成长的挣扎中寻找着自我消遣和逃避现实的乌托邦,使他想象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生活,或对抗现实或心灵期许,但是人生启蒙师“红毛大哥”一旦介入一切都变得不尽人意。码头上停靠的那艘被人遗忘的废弃豪华船舱——东方皇帝,是张英雄心灵寄托的圣洁之地,如同《海上钢琴师》中1900般的精神向往,但是当赤裸身体的“红毛大哥”和女同事把船舱当作发泄性欲之地时,张英雄失去了自我的庇佑;张英雄在上班的空闲时间用望远镜偷窥对面楼上的陆珊珊时,是表达其对爱情最基本的渴望,但当他撞见“红毛大哥”偷偷拿自己的望远镜偷窥自己喜欢的异性,并且被施暴时,这彻底激怒了在乌托邦逃避着的张英雄。从这一点上来讲,“红毛大哥”不再是一个人,而更像是当今社会的一个载体,负责将理想撕裂在现实中并强制性的让张英雄接受。

  通过隐喻性的表达,张猛导演在独特的叙事思维下展示了人物成长的不安与矛盾,《阳台上》既是社会矛盾的呈现,亦是成长的反思,有别于同类题材中对成长问题的直观性表达,既能引发观众对成长价值的探寻,也凸显了导演对于创作风格的追求。

  

  张猛导演的电影同中国社会和人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他关注个体的命运,并试图描绘出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面对变革人们该怀抱怎样的心态?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该如何得到平衡?张猛导演试图通过《阳台上》让坐在电影院中的观众在浮躁的空气下抚摸着生活的质感和人性的纹理,在看似平和朴实的视角背后,是一个能够涵盖时代下的悲悯情怀和深沉思索。

  最后的最后,笔者却也想表达这样一个并不成熟的观点:如果在同一档期内,同样是文艺片却有着悬殊的票房成绩,可能就不是文艺片有没有市场空间的问题了,而是文艺片观众愿不愿意为你的“文艺”买单的问题。

  — THE END —

  作者 | 范媛媛 谈谈

  编辑 | 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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