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 我所经历的北大留学生楼陪住(图)

2019-07-29 | 来源: 知社学术圈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此外，有些电影或戏剧演岀是自己购票或留学生招待的。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留学生木田知生邀请我和宋红、木村、佐佐木一起，到前门观看京剧《赵氏孤儿》。不仅戏剧情节动人，扮演程婴的马长礼无论唱作，也都格外精彩（1979年12月5日日记）。观赏京剧《谢瑶环》也是沾了木村与木田的光，他们买了票又不想去，送给了我和宋红。这场戏演员阵容整齐，杜近芳与叶少兰分饰两位主角，赢得了满堂掌声（同上12月24日日记）。

　　陪住期间，我还有混入友谊宾馆看电影的经历。说是“混入”，是因为友谊宾馆的电影馆主要对住在里面的房客或外面的外国人开放；如果是中国人，也应与住宿者熟识。我和安娜、柯佩娜曾一起夫看过美国电影《蝙蝠》，因电影票不卖给中国人，于是先由纯粹西方人模样的柯佩娜进去买票，我和安娜在门口纠缠了许久，与里面一位朋友通了电话，才得以登记进入（1980年4月25日日记）。可见那时为了看电影，我有多疯狂。

　　安娜的姐姐学的是钢琴伴奏，姐夫是着名的黑管演奏家，多次来中央音乐学院讲学。她的舅舅当时也在中央乐团拉小提琴。在这样的环境里，安娜成为西方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原很自然。她有一台录音机和很多音乐磁带，所以我们房间里总是充盈着交响乐或芭蕾舞的旋律。我也是第一次从她那里听到了琉特（lute）这种古老乐器的演奏，虽然音声单调，我还是觉得非常新奇，以致至今不忘。

　　也是在留学生楼，我初次接触了境外的流行歌曲。最先听到的是黎蔚如带来的两盒磁带，现在只记得其中有欧阳菲菲与凤飞飞的演唱。由于听惯了高亢、刚健的歌曲，初听这些“靡靡之音”时，还真有一点生理上的排斥。当然，听久了才觉出好来。同学中倒不乏先知先觉者，1979年，我就为同学李彤转录过欧阳菲菲与凤飞飞、为龚玉转录过邓丽君的歌。当时，这几位歌手风头正健，我们欣赏的节律可以说与海外同步。

　　留办在春秋两季也会组织春游和秋游。如1979年深秋去香山，1980年春去密云水库和鹿皮关，我都参加了，相册中也留下了这两次出游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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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春，北京鹿皮关，北大陪住同学和美国留学生费能文合影

　　后续影响

　　1981年暑假后，留学生们搬进了刚盖好的勺园新楼，陪住同学也一并迁往。不过，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多，勺园的房间也越来越紧张。大致以1982级为界，也即是说，从1983年开始，不再为留学生安排新的中国同屋，陪住制度终止了。

　　同时，学校1981年3月也决定外事处与留办分离（《北京大学纪事》下册），意味着留学生管理回归教育本体，就此看来，陪住的结束倒是体现了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是值得肯定的进步。

　　今日回顾，在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正在兴起，而“文革”禁锢尚未完全打破的时代，到留学生楼陪住的经历，已经成为我的大学生活中最难忘怀的记忆。而对于许多人，这份影响甚至会伴随一生。我们班同学集体编写过一本《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其中有三篇半（刘德联、高小刚、张继凌三文加上郭小聪的一节）以陪住为话题。许多同学也将这份同屋友谊保持至今，如张继凌三十多年来，一直信守当初为欧凯妮修改中文日记的承诺（《一个承诺，一份坚持》，《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

　　79级同学刘一之与王友琴的日本同屋矢野贺子也是几十年的挚友，至今两人还同在日本一所高校任教。最有名的例子当属76级学生、着名诗人企业家黄怒波，他在留学生楼陪住过一位冰岛学生，此人的夫人后来做到冰岛外交部长。在冰岛出现经济危机时，出于同屋友情，黄怒波曾捐资一百万美金，成立了 “中冰诗歌基金”，举办“中冰诗歌节”。2011年，黄怒波在冰岛买地，又一度成为热点新闻。而这一切都缘起于陪住。总而言之，陪住对我的意义是实在地打开了外部世界的窗口，让我切身感受到别种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存在。因而，我很庆幸自己有此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