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下沉我们狂欢但我不想狂欢

2019-12-14 | 来源: 自PAI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我很庆幸自己赶上了媒体的黄金时代，在行业内见识了不同的人生，磨练了写作的技艺。回望过去，我会觉得最开始做记者的那几年酣畅淋漓，像一个告别的手势，壮观但也显示出某种悲壮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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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重庆晚报》做了4年的社会记者。

　　90年代末的重庆，上半城是繁荣的解放碑，下半城是赤贫的贫民窟。跑街4年，我做过有关三峡库区搬迁的报道，还有大量的重庆地方的社会新闻，逐渐深入地解了底层社会。

　　一次采访，去到采访对象家里，他们家位于市中心，但住的却是茅屋，经常被小偷弄个大洞。我还记得一个棒棒在街上卖报纸，卖着卖着自己就死了，被晒死了。

　　从校园中刚一出来，就近距离、大面积地贴近社会现实，这样的经历逼迫着我思考，原来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多人像外婆，语文老师一样努力又卑微，顾不得尊严地生活着。

　　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我和一位在重庆结识多年的阿姨在北京重遇时的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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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冬天，我和阿姨在北京巧遇。

　　2002年，一次做夜班编辑时，我突发肺结核。停工休养时，我得以静下心来梳理自己的过往。我想要去更大的地方积累生活经验、开拓视野。

　　当时，我报考了清华葛兆光先生的博士生，攻读中国思想文化史，心里期待着能从理论的角度理解工作中遇到的种种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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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我北上读书。同年11月，《新京报》创刊，我去应聘做兼职调查记者，有幸成为《新京报》的创刊人之一，并写出创刊号第一篇核心报道《北京非典患者骨坏死调查》。当时，SARS危机中采用过糖皮质激素疗法，部分病人出现了后遗症。我是第一个报道这一选题的人，花了很多工夫去寻找当事人。这篇稿子，我靠硬磨做了2个月，中间很辛苦。每天从清华宿舍出发，骑个破自行车，从尚是城郊的北五环一路骑到城里去（西城和东城），辗转各个场所：去医院、停尸房、疫病区，找所有报道相关的人群。支撑我做下去的，不仅是写作带来的成就感，还有报道能够撬动社会变革、真切地帮助他人的希望。很理想主义。其实那时候，整个社会都很理想主义。《新京报》创刊时没什么钱，记得当时我去面试，一进办公室，里面都是些破椅子破凳子，电脑都没配齐，类似传销一般的场所。但大家还是来了，而且很有干劲，没觉得这地方不靠谱。大家好像都觉得，可以赤手空拳换来一个光明的未来。

　　第一篇作品在业内外都产生了影响，报道带来的荣光令我觉得调查记者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我全身心投入其中，陆续做了多篇深度报道，工作日益繁重，与清华的学业无法兼顾。我挣扎过，但埋头在故纸堆中做学术研究，本就不是我喜欢的，无法满足我对现实的关切。最后，我选择了退学，一心一意做调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