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 中美对峙中我们这种讨人嫌骑墙派

2020-08-19 | 来源: 纽约时报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这还没完。如果说近年来美国对参加中国政府"千人计画"的华裔学者大搜捕还可以说是出于国家利益而合法正当的话，那么近一年来在美国公共舆论中对中国人的排挤和不信任则有麦卡锡浪潮卷土重来之势。这种针对最直接的表现是，一些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国人的诛心提问，例如，“你为什么不公开批评共产党关押百万维族人的残酷政策”又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支不支持香港民主运动”。

　　这些咄咄逼人的提问言下之意是：你如果在这些涉及价值观“大是大非”的关键议题上不公开明确地表明态度，不公开和共产党划清界限，那么你作为知识分子、学者、记者、智库专家甚至是普通推特用户的一切言论都是值得怀疑的，要么是你有“亲共”的道德瑕疵，要么就是你有自我审查之嫌。好在美国的中国专家当中还存在一些相对宽容的学术圈子与媒体平台。但是网上这些拒绝对话而直接贴标签攻击，时常让我想起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的，极权国家是通过打击肉体来压制心灵，民主国家则容易出现“多数人暴政”，是让肉体自由而直接压制你的心灵。

　　另一方面，“美国那么差，为什么不回国”这或许是很多仍然留在美国的华人在与身在国内的家人朋友打电话时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每个人对此的回答也不一样。许多中国人留恋的的确是美国更好的自然环境，孩子更好的教育，更高的人均收入，以及更人性化的工作文化，例如按时下班、休假不被打搅等等。

　　而对于许多走“中间路线”的知识分子来说，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益收紧的政治环境，则是不愿意回国的最重要原因。对于很多因为熟知中国历史而对政治有着天然不信任的人来说，“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是可怕的。他们知道，即使美国有千般万般不好，这里还是有中国没有的、对政客嬉笑怒骂而免于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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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一书中提到，自己作为一个软弱的文人，在出现争论时，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许多知识分子虽然反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极端打压，但往往觉得美国的许多强硬政策也有其道理。例如，对维族人的大规模监禁是不人道的、应该被叫停，中国在贸易、媒体权限和许多议题上的确对美国没有做到“互惠”，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放弃韬晦是误判，在香港的治理和干预上太过粗暴等等。他们也深知，自己这种“斗争意识”不强的观点回到国内，在“bilibili一代”的小粉红们逐渐占据舆论场的今天，会活得很难受。

　　今天活跃在中国电视上的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曾在一次采访中坦陈，自己当年也参与了“六四”的示威活动，并在1991受到“小处罚”后获批访美。他在访问期间成功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项目，却因看到已经在美深造的中国同学苦闷于在美国一直是“边缘人”、“局外人”，选择回到中国社科院继续工作。

　　但对于骑墙派们来说，他们是很难像金灿荣一样从墙上下来的。麻省理工的黄亚生曾把中美关系的紧张之于华人，比做“母亲和丈母娘吵架”。一方面，这群知识分子不愿意被中国统战，对在海外做“爱国侨胞”或回去“建设祖国”没有特别的热情；他们虽然鼓舞于中国近年来扶贫和发展的成绩，却对中国的一些政策方向并不认可。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即使认同美国对中国的一些批评，却并不想做“郭文贵”或“郝海东”，站在美国人一边大张旗鼓地反共反华。

　　这可能是出于他们对特朗普政府毫无原则和底线的鄙夷，他们残存的朴素“家国情怀”，他们自己对中庸的固守，或是简单地因为软弱。而这种软弱与他们成长中所接受的对“汉奸”的憎恶教育有关，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仍在国内的亲人朋友因为自己的言论受到打击报复。而出于现实的原因和父母意愿，带着父母移民的情况少之又少，这种软弱和牵挂在海外华人身上会是永久存在的。就这样，骑着墙的知识分子们看着自己在美国生活、工作、学习的空间因为冷战被日渐压缩，却无可奈何。未来是继续留下，是去新加坡，去加拿大，还是去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