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戶被強行賦紅碼，各方最新回應

2022-06-18 | 來源: 南方都市報 | 轉到微信 | 有23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京衡律師事務所律師鄭晶晶表示，為了對個體健康情況精准畫像，健康碼需要采集匯聚醫院、社區、工作單位及公共交通等不同來源的個人信息數據，這一行政行為就涉及公民個人信息保護問題。

　　“賦予健康碼的行為，其實也是處理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個人信息處理者只能對個人信息實施符合初始目的的相應的處理活動，不得從事與處理目的無關的個人信息處理。”鄭晶晶表示，若並非以疫情防控為目的而進行健康碼數據的加工分析，就構成了違法，而在行政機關為主體的情景中，則構成了行政違法。

　　二問：健康碼用於防疫之外將有何影響？

　　王錫鋅表示，健康碼是比較典型的數據權力與行政權力相結合的運用場景，二者的疊加放大了公權力作用效果，也就是數據賦能，但這種被放大的權力存在著極大的被濫用風險。

　　他建議，“我們應當以此事件為警示，盡快完善將各種‘碼治理’納入法律控制框架的機制，對濫用權力的行為主體進行要素問責，否則，‘健康碼’異化為無所不能的‘全能碼’，將會成為地方權力任性、專斷的‘大殺器’，這不僅會嚴重侵害公民權利，而且會透支政府公信。”

　　在許可看來，如果將健康碼用於防疫之外的其他目的，將會造成雙重損害——防疫工具被不當利用，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將會受到嚴重削弱；同時，將健康碼用於其他目的也違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則。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的‘依法行政’‘依法治國’將變成一紙虛文。公權力用健康碼維穩似乎是方便管理了，科技使他們獲得了一種令行禁止的權力，但這種‘方便管理’的代價卻是根本性的國家執政基礎。”他說道。

　　鄭晶晶則直言，“如果這樣的違法行為不及時制止，以後有關的政府部門都可以通過健康碼任意限制或剝奪特定公民的自由，這是很可怕的事情，性質很惡劣。對整個社會來說，這樣的權力濫用會導致健康碼脫離其本質意義，影響健康碼的正常使用和可信力，與防疫抗疫的初衷是完全相違背的。”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勞東燕認為，濫用健康碼的行為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第一是嚴重破壞防疫大局，把沒有疫情風險的人關到隔離點，浪費有限的醫療資源和財務資源。第二是嚴重破壞政府的公信力，在眼下疫情吃緊的關頭，大家都很配合，如果個別地方部門這麼使用健康碼的話，民眾就不太可能對政府防疫具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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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問：被違規“賦紅碼”，個人可以如何維權？

　　對於因防疫之外原因“賦紅碼”的公民，許可認為，公民有權要求“賦碼”機關做出解釋，並要求人工幹預，解除紅碼。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第七十條，個人信息處理者違反本法規定處理個人信息，侵害眾多個人的權益的，人民檢察院、法律規定的消費者組織和由國家網信部門確定的組織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南都記者還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碼管理與服務暫行辦法》明確，任何組織和個人發現違規違法收集、利用、公開個人信息的行為，可以及時向網信、公安部門舉報。有關部門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和相關規定，及時處置違規違法行為，涉及犯罪的公安機關要依法嚴厲打擊。

　　由於健康碼的濫用行為往往牽連人數眾多，王錫鋅表示，人民檢察院可以就此發起公益訴訟。另外，被違規“賦紅碼”的個人可以單獨向疾控中心等行政機關提起行政復議乃至行政訴訟。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六十八條規定，國家機關不履行本法規定的個人信息保護義務的，由其上級機關或者履行個人信息保護職責的部門責令改正；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履行個人信息保護職責的部門的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處分。

　　王錫鋅表示，首先，地方疾控中心的法定職責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如果出於其他目的將與抗疫無關的信息與健康碼的個人信息進行共享聯動，已經違反了個人信息保護法原則，可依法對其追責。另外，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或衛健委作為疾控中心的上級機關，為維護健康碼的公信力，也應該對健康碼濫用行為發起調查。

　　四問：違規“賦紅碼”的工作人員需承擔哪些法律責任？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六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若有失職、瀆職行為，構成犯罪的，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