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類”桌游風靡背後的時代症

2022-06-29 | 來源: 澎湃新聞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游戲中，所謂知識，便是信息。以“狼人殺”為例，擁有更多信息的玩家，比如“預言家”身份，自然而然便會通過“話語”來傳達自己的信息，進而獲得“權力”，成為全場的“焦點牌”，也即意見領袖。而“狼人”們，為了取得勝利，混淆“平民”陣營的信息，也需要通過“話語”來爭奪這一權力。作為“平民”，如果玩家能以自己的邏輯推理出更多的信息，並通過“話語”展現給其他玩家，便可以“坐高”（游戲術語，指其“身份”更容易被認為是“平民”陣營）自己的“身份”。在這種權力體系中，權力正是通過話語的功能與行為來實現的。在“狼人殺”“劇本殺”中，“話語”體現為以言語交流形式而表達、傳遞或編造的信息；而在諸如《三國殺》《風聲》這類擁有手牌的游戲中，除卻言語上的“話語”，還體現為“出牌”這一行為。

　　狼人殺

　　實際上通過游戲傳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行話”，已然能看出這無疑是一種權力結構：玩家們以“上、下”或者“高、低”來區分一位玩家“身份”的偏向，也即是否需要隱藏自己的“身份”。越低，則越偏向需要隱藏的那一方，而比如當一位玩家說出了“通過某某信息與邏輯，可以得出我的‘身份’在你之上”，則意指他有著更高的“身份”，也因此他的“話語”是更具有權力的。而擁有更大權力的玩家，則可以對“低身份”的玩家生殺予奪，使用自己的話語權力，引導其他玩家對其進行攻擊或投票放逐；而處於“低身份”的玩家，要麼通過尋找此時“高身份”玩家在發言上的漏洞，做低其“身份”的同時抬高自己（通常出現在以言語為主的游戲中）；要麼加大自己的攻勢，直接消滅處於主導地位的玩家（通常出現在擁有手牌的游戲中）。

　　由此，為何說“身份類”游戲是一種政治的模擬，其原因便昭然若揭。事實上也有人以政治話語來分析此類游戲，比如吳冠軍就曾在兩篇文章《“三國殺”與政治哲學》 [5]與《話語政治與死亡政治——“狼人殺”與政治哲學》 [6]中，討論了這兩款游戲實際上屬於怎樣的政治模式。在他的論述中，對於“狼人殺”，重點放在了游戲中政治共同體的原始結構，與阿倫特所謂的，語詞與說服如何在城邦時代的政治體中替代暴力；對於《三國殺》，則討論“革命話語”，認為在《三國殺》中每一個角色都是絕對的“獨體”，而且可以盡可能發揮自己的能力，改變一個既有的世界，使得《三國殺》的對局實則處於一個“時刻革命”的狀態，這也是《三國殺》的根本魅力。這些解讀當然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也不是絕對的。此處的舉例也並非要對此展開論述，這是想借此說明在這些游戲中，的確以“話語”的方式來進行了權力的構建與政治行為的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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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何這種話語構建權力的模型，這種政治的模擬，可以使得玩家們投入其中，感覺到“愉悅”呢？就算已經找到了游戲體驗的所謂“意義”，但這個“意義”何以成為“意義”呢？

　　（二）游戲外的意義：文化語境

　　首先需要確認的是，游戲雖然實存於現實世界，但是游戲之中的事物皆是難以對游戲之外的事物產生影響的“虛假之物”。但虛假的游戲，並非不會產生真實的情感與體驗，這便是鮑德裡亞在《模仿和擬像》（Simulacra & Simulation）所謂的“超真實”（Hyperreality）：“不依存於現實的真實。” [7]故而，以上所論述的游戲體驗與游戲意義，都是可以基於玩家真實的情感而反饋的，這也是人們為何會玩游戲的一大原因。但為何這些體驗與意義會被玩家選擇，或許應該把視角放在游戲之外。

　　Salen和Zimmerman認為游戲實則可以分為三個圈層，其中最內層是規則，第二層是游玩（play），最外層則是文化。 [8]最外層的文化圈層起著兩個作用，第一是指，何種文化嵌入了游戲；第二是指，游戲與外界，即其所處的文化語境和社會背景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