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萬免費退燒藥志願者和農村老人

2023-01-15 |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2年12月初開始，許多縣、鄉鎮經歷了新冠感染潮。12月14日，幾個普通志願者發起了“農村老人退燒救助行動”，為農村老人免費送退燒藥。他們找到更多志願者，將無數陌生人的善意，傳遞到更弱勢、邊緣的群體中去。

截至2023年1月10日，志願者團隊通過個體捐贈、與其他公益組織合作的方式，捐助了30多萬顆退燒藥，幫助了近九萬名農村老人。這些村莊，有的已經度過第一波感染高峰，有的還在等待“不知何時到來”的沖擊。

志願者

事情要從那個下午的電話說起。

2022年12月14日下午，堅果給陝西榆林小壕兔鄉的老吳打電話，打聽老吳所在鄉上的“發燒”狀況。當時，全國各地陸續放開對新冠病毒的疫情防控，城市裡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不斷增加，網絡上流傳著“城裡人搶光了偏遠小縣城的救命藥“類似的文章。原本，堅果以為農村流動性小，會是比較晚感染的地區、不會嚴重缺藥。在跟老吳聯系過後，他意識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有點樂觀。老吳在電話裡告訴他，自己全家都在發燒，但因為沒有抗原，不能確定是否感染新冠。老吳身邊，大概有10%的村民也有發燒狀況，鄉裡的藥房、衛生院已經買不到退熱藥。

12月14日下午，堅果跟兩位朋友商量，決定在社交平台發起“農村老人退燒救助行動”，首批募集5000盒退燒藥。他們先是建了一個“排隊領藥”的微博賬號，搜集農村地區缺藥信息。很快，“排隊領藥”賬號下湧入大量評論。留言區成了一塊求助牆，寫滿了來自國內大部分省市的求藥信息。信息大多是生活在城市的年輕人，為農村已經感染的親友“求藥”。還有少量留言提到自己有多余的藥物，可以捐給需要的人。

山西省眾信公益基金會在為村民免費發放退燒藥（圖源 | 山西省眾信公益基金會官方微博）

“那時我才知道農村缺藥已經非常普遍，農村肯定比城市面臨的危險更嚴重，我們必須繼續做點什麼。”堅果說，12月15日凌晨，他和兩個伙伴在微信平台發布文章，面向公眾，召集志願者、籌集更多退燒藥。活動發起不到24小時，團隊按片區（東北、華北、華南、西南）建了四個微信群，大約1500人在群內交換信息。之後，一個大約100人的志願者群成立。

這是疫情放開後，民間第一個城鄉互助的送藥活動。鄭宏彬是核心團隊成員之一，也是這次救助活動中負責對接志願者、求助者的主要負責人。“一開始，我們沒有經驗，以小壕兔鄉為例，一個鎮上大約有2500個老人，我們的目標是每個家庭發兩盒退燒藥，所以說募集5000盒退燒藥。後來，志願者群討論後覺得目標要更集中，藥物量不用太大，就把救助目標定為60歲以上的老人，每位老人3-4顆退燒藥。其中，考慮到安全因素，怕出問題，退燒藥只募集大家普遍認可的布洛芬和對乙酰氨基酚片。”

這不是鄭宏彬和堅果第一次關注農村問題。生活中，他們的身份是藝術家，跟鄉村最早的接觸，是2018年5月榆林小壕兔鄉水污染事件，他們用一萬瓶農夫山泉水瓶裝滿當地的飲用水，帶到北京展覽。也是那次活動，他們認識了鄉上的村民老吳，每年老吳會跟他們聯系幾次，說說鄉上的新問題。近兩年，他們關注鄉村重金屬污染，以及進城務工又返鄉的農村青年。而關注鄉村議題，一方面是因為“在城市做活動，空間越來越小”。另一個原因，是鄭宏彬與堅果出身鄉村，他們熟悉那個容易被忽視的地帶，“如果不為鄉村做點什麼，總覺得有點虧欠。”鄭宏彬說。

《灰姑娘藥劑師》劇照

但真正開始籌集退燒藥的志願活動後，他們才發現“太難了”。

首先是買藥。鄭宏彬說，活動從12月14日發起至今，他們沒有采購到任何一批“價格正常”的退燒藥，甚至沒有成功對接到一家醫藥公司。“對於我們這種臨時搭建的民間志願組織，藥廠不願跟我們合作，只能通過藥販子買藥，到手的價格漲了3-4倍。”

鄭宏彬團隊獲得的兩批次捐贈藥物，都是靠多年的人脈。一批次來自一個藥物集散大省的朋友捐贈——將近三萬顆布洛芬；另一批次，是一位在醫藥公司工作的朋友幫助。朋友協調了公司資源，捐贈了1000盒感冒靈。此外，更多的藥物靠無數陌生人“群籌”。意思是，團隊發現某個村子需要退燒藥後，由志願者核實信息真實度，聯系村委或村醫統計村莊老人數量，將數據發布到幾個微信群裡，有多余藥物並願意捐助的個體，登記信息後、直接郵寄藥物到村。

另一個問題是物流。“農村老人退燒救助行動”發起的前十天，剛好是城鄉大面積感染新冠的時間段，沒有快遞接單、接單後物流阻滯是常有的事兒。最長的一單快遞，花了八天才送到村，鄭宏彬甚至動過自己坐高鐵去榆林“人肉送藥”的念頭。

圖源 | 山西省眾信公益基金會官方微博

直到12月21日，第一批運往小壕兔鄉的3000顆退燒藥抵達。之後，物流逐漸通暢，更多的藥物運往廣西、貴州、河南、湖北……截至2023年1月10日，鄭宏彬團隊捐助了30多萬顆退燒藥，幫助了將近九萬名農村老人。在團隊統計的表格中，藥物數量最小的一筆，來自陌生“網友”捐贈的四顆，最大的一筆，是團隊購入的28萬顆。

28萬顆藥

28萬顆藥，來自志願者團隊與山西省眾信公益基金會的合作。12月中旬，志願者團隊聯系到眾信公益基金會的王宏斌，提出將早期募集到的12萬左右資金，交由基金會購買退熱藥並發放到村。

王宏斌是眾信公益基金會的監事，也是一家醫療器材公司在太原市的銷售代表，在醫藥市場有些資源。“我接到他們電話時正陽著，先用電話找了一圈山西、安徽、河南等地的批發商，一個沒找到。”王宏斌的嗓門很大，聽起來很有熱情。“大概一禮拜後，我身體好了，出門去找，正好看到一個藥房在卸貨，都是退燒藥。我上去就找到老板，問他還有貨嗎？剩下的我全要了。我跟他說這些藥以基金會的名義購買，要送到最貧困的山區給老人用。老板是個好人，立馬同意，把他剩下的布洛芬停止銷售，後來賣給我大約28萬顆。”

這是志願者團隊購入藥物數量最大的一批。12月底到1月10日，王宏斌等人陸續發放了山西省7個縣城的幾十個村子。

圖源 | 山西省眾信公益基金會官方微博

王宏斌把發藥的第一個村子，選在自己的老家——呂梁市臨縣劉家會鎮石坌則村。這是一個偏遠、老弱的山村，村民大多住在黃土高坡上的窯洞裡，雖然距離鎮上只有5公裡，但因為沒有公交車，且老人散居、年紀大，所以很少有人流動。村裡常住人口100人左右，其中7、80人都是65歲以上的老人。村裡早就沒了學校，所以沒有小孩。50多歲的年紀，在村裡算是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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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8歲的村書記王軍軍說自己是村上“第二年輕”的人，他告訴本刊記者，自2022年12月中旬，臨縣的疫情管控放開後，石坌則村老人目前還沒出現第一波大規模感染。過去三年，村裡也沒有一例新冠陽性。他把暫未感染的原因歸結於山區的偏僻，以及人少，“好管理”。他經常幫老人取快遞、采買日常生活用品。“村裡老人抽什麼煙，喜歡買100塊還是105塊的面粉，我都知道。”村裡沒有小賣部，有時他到鎮上找一些攤販、流動的日常用品售賣車，讓商販到山上賣半天東西。“盡量保證不讓老人外出。”

但這種封閉性的另一面，意味著偏遠山村更難面對“不知何時到來”的疫情沖擊。

《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劇照

村裡“第一年輕”的是32歲的村醫王艷勤，他告訴本刊記者，過去三年，他不能接診發熱病人，衛生室最多就存兩三盒感冒藥。他也不存打針和輸液藥，因為村民年紀大，他擔心輸液造成意外。所以大部分情況下，他的工作除了做核酸，就是去鎮衛生院為老人補充基礎病藥，以及騎摩托車帶老人去鎮衛生院打針、輸液，村衛生室幾乎毫無儲備。所以，當12月中旬，他收到疫情放開通知時，衛生室裡沒有一片退熱藥。當天下午，他去鎮衛生院拿了一瓶100片的布洛芬，至今只用了十幾片。他記得拿藥的是兩三位老人，感冒，低燒。因為沒有抗原跟核酸檢測、且村莊沒有出現大規模發燒症狀，王艷勤只能判斷，村裡目前沒有一個人感染。

王宏斌也曾親身體驗過偏遠鄉村的封閉、脆弱。“八年前，我父親一人在村子，犯了肺心病，給我們打電話說喘不過氣。當時是夜裡兩三點，下了大雪，高速也封了。我們兄妹都在太原市，一時回不到家，就求助村裡的人去照顧父親。當時將近零下二十度，村民夜裡到我家，有掃雪的、幫忙找車的、照顧父親的，當天夜裡給父親送到鄉鎮衛生院，救下一命。那天我就有念頭：我要感恩這些人。”此後，每年春季或深秋，王宏斌都開車回村，跟村書記一起給老人送感冒藥。這次他與志願者團隊合作采購到藥物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給家鄉老人發藥。

圖源 | 山西省眾信公益基金會官方微博

1月初，王宏斌到石坌則村給每位老人發了四顆退燒藥，還帶上了“農村退燒救助行動”的紅色橫幅。過了兩天，鎮衛生院又為下轄村老人每人發了6顆退燒藥。王軍軍說，目前村民退燒藥充足，但應對也許“遲早要來的感染”，村裡也只有退燒藥。

麻風康復村老人

在鄭宏彬團隊公開的救助信息中，我注意到這樣一組數字：12月28日，志願者團隊為廣東省三十多個麻風康復村。大約6、700老人，送去2200顆對乙酰氨基酚。

與志願者團隊對接的，是廣東省漢達康福協會的工作人員馮潔珍。漢達康福協會是國內最早一家專門服務麻風病康復者的民間組織。麻風病，是一種由麻風分枝杆菌引起的疾病，有低傳染性，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殘疾。上世紀80年代，在研發出治療麻風病的特效藥前，病人被集中隔離到城市最偏僻的角落、山區，甚至小島上。現存的麻風康復村屬於各地衛生健康系統管控的單位，相當於當地皮膚科醫院的住院部。目前，國內有十幾萬麻風病康復者，平均年齡在75歲以上。廣東省大概有60個麻風康復村，1000人左右，漢達康福協會常年服務其中的34個村子。

馮潔珍告訴我，過去三年疫情防控期間，34個麻風康復村，沒有一例老人感染新冠。疫情放開後，1月10日到11日，漢達康福協會電話采訪老人，統計出老人感染244例，死亡3例。通過向公益組織求助和管理單位發藥，老人的退熱藥目前比較充足。

缺藥只是暫時的問題，馮潔珍覺得，疫情以來，麻風康復村老人面對的更大問題是孤獨。

《過韶關》劇照

漢達康福協會曾在微信公眾號上針對麻風康復老人做過一次問卷統計，問老人放開後，希望什麼樣的探望方式。答案是——大多數人選擇“做了核酸後自由進出，不要封閉”，還有20%的老人希望“完全開放，不設任何限制。”最近幾天，馮潔珍在統計數據、跟老人通話的過程中，也感受到兩種情緒：一種，來自暫時未出現陽性病例的康復老人，“他們還是害怕病毒，擔心死亡。”但更多的是另一種，在已經出現感染的麻風康復村，“老人最多的訴求是被看望。”

“疫情三年給老人帶去的孤獨感、隔絕與遺憾，遠遠大於疫情放開後老人的恐懼。”馮潔珍說一口平舌的普通話，語速很慢，聽起來很溫柔。她告訴我，曾經有一位麻風康復村老人，在2019年底、協會在村莊舉辦的生日會活動中，走到她旁邊，悄悄地說：這麼多年都沒去過你們辦公室。“我知道他在暗示，想來廣州看看，當時就答應他，明年安排。”但2020年初疫情暴發，老人的村子完全封閉，限制探視和出行。幾個月前，老人去世，他還沒去過廣州。

“還有一些病危住院的孤寡老人，以前，我們都會盡量去看望，但疫情期間，我們一次探視的機會也沒有，最後老人只能孤單在醫院離世。”馮潔珍的語調逐漸變低，她說，疫情前，她每年至少去同一個村子兩次。疫情後，大約三分之一的麻風康復村處於完全封控，或是不允許外界探視的半封控狀態，有些村，她三年只去過一次。

《過韶關》劇照

這次放開後，馮潔珍給幾個長期封控的麻風康復村負責人打電話，詢問能進否村，卻發現管理更嚴格了。“因為外面放開了，負責人覺得感染風險加大，我們暫時還不能進。”馮潔珍說。

對於廣東省開平市玲瓏醫院的院長董淑猛來說，他能理解部分麻風康復村嚴格的防控措施。“現在縣、市綜合醫院的床位基本是滿的，醫療資源緊張，我們希望麻風康復村老人的感染高峰來得更晚一些，我們也好做更多准備。”董淑猛和兩名醫生、三名護士負責照護一個麻風康復村——玲瓏村，村內有31名麻風康復老人，過去三年到現在，沒有一例新冠陽性患者。

董淑猛說，原本春節前是玲瓏村最“熱鬧”的時期，不少公益組織會去村子做活動，今年他已經拒絕了好幾家。比較幸運的是，董淑猛在2022年11月底的藥品采購中，看到廣州、深圳等城市的陽性病例越來越多，當時就購入100多盒蓮花清瘟顆粒，1000粒布洛芬片，1000個N95口罩等。“我們三十多個人完全沒問題。”最近，董淑猛又跟上級溝通，“希望能采購到阿茲夫定這樣的小分子藥。如果之後有老人感染，重症前先服用，也能減少大醫院的病房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