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佛系"北歐人來到"內卷"美國

2024-04-23 | 來源: 新京報書評周刊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中文語境中，人們口中慣稱“歐美”。但有出國游歷和學習經驗的朋友們會知道，所謂的歐美絕不是同質化的鐵板一塊。其文化和理念的多樣性如果被有意無意的忽視掉，就會讓人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當中，以東西、敵我作為一切思維的分野。

近期，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芬蘭裔美國作家阿努·帕塔寧的作品《北歐向左，美國向右？》，對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這無疑將是一場非常有趣的閱讀體驗。中文讀者或許能夠透過一位來自第三國的作家的視角，從書中所涉及到的兩性關系、生活方式、經濟、教育、醫療等等各個方面檢視美國，以及有別於中美的另一種文化。

本書英文版出版於2016年，作者帕塔寧於2008年從芬蘭移居美國並組建了跨國婚姻，當時已經在美國有近十年的生活經驗。這本書的書名非常有趣，英文版原名 The Nordic Theory of Everything ，如果直譯可作《關於一切的北歐理論》。英文中的Nordic一詞常被泛譯為北歐。其實它指的是位於歐洲大陸西北部的地區，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分諾斯堪底亞及北大西洋地區。這一地區主要有五個國家：芬蘭，丹麥，挪威，瑞典和冰島。它們在文化上的淵源極深，在語言、文化、歷史、宗教以及社會經濟模式上有諸多共同點，也就是在流行文化中人們口中通常所稱的 “北歐五國”。

作者帕塔寧居住在相比美國“又小、又冷、又暗”、又“單調乏味”的北歐國家芬蘭。在一次前往波士頓的旅行中，邂逅了自己日後的丈夫，一位美國作家。於是這位一直想居住在芬蘭的女性，開始了與美國的糾纏，並且在移居美國後近距離觀察了美國，開始思考並且記錄下她眼中北歐與美國的差異。

在人們的印象中，北歐所謂“高稅收、高福利”的模式，非常符合現代政治光譜中的“左派”理念；而以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為招牌的美國模式，則有“右傾”的意味。譯名既點明了兩者的不同，又似乎意指兩者的理念分歧形同左右。那本書的作者是否印證了人們這樣的印象？

作者 | 邵鵬

《北歐向左，美國向右？》，作者: [芬] 阿努·帕塔寧，譯者: 江琬琳，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4年3月

01 相互依賴的美國家庭關系

本書作者帕塔寧在美國首先觀察到的，就是美國人的焦慮和為了生存不得不學會相互依賴的現象。在作者看來，這與自己之前所聽到的，美國人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或者崇尚個人主義等等說法似乎存在著矛盾。整個生活的狀態之中，個體都好像領受了來自伴侶、父母、孩子、同事上司的恩惠。

中國人中流傳著許多對於美國父母與子女的道聽途說式誤解。比如孩子十八歲之後，即馬上會離開父母，自立門戶且經濟獨立。但這樣的誤解與作者帕塔寧的觀察正好相反。她認為現代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中，放棄自己的需求，圍繞著子女轉是常態。甚至提出了美國人常常“直升機育兒”的說法。

但有趣的是，這種表述在美國文化裡，常常用在亞裔父母身上。作者認為美國的家長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好像要致力於把孩子的一切玩樂都轉化為有高收益的、目標清晰的活動——各種興趣班、課外活動，都讓家長忙到無暇他顧。而每到大學的申請季，焦慮的家長就開始全身心投入到無比激烈的申請中去，事無巨細地管理孩子的日程。一旦錄取，高昂的學費就開始成為父母的巨大負擔。讓這位北歐人完全無法理解的是，美國大學對學費減免的程度，居然取決於學生的家庭收入狀況，而不是學生——作為已經成年的個體——自己的經濟狀況。一旦子女成年後開始獨立生活，那麼這種壓力的來源和作用的方向就發生180度的轉彎。這時候就輪到了子女焦慮，開始照顧年邁的父母。

阿努·帕塔寧（Anu Partanen），1975年生，芬蘭記者、專欄作家，曾經做過教師和廣播評論員。她從2008年開始到美國生活，2009年通過斯坦福大學的創新新聞獎學金成為《財富》雜志的客座記者，並為《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財富雜志》和芬蘭的主流出版物撰稿，同時也是英國廣播公司(BBC)世界頻道的定期廣播評論員。在紐約生活了十年之後，她與美國丈夫、孩子一起搬回了芬蘭。

身處流行文化中的人們對美國人的普遍觀點是，美國人十分熱愛家庭，因此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非常親密。但在作者看來，這種親密關系導致了人們之間的邊界感較北歐國家的人們更為模糊不清。近些年在美國出現了一個概念：“回旋鏢青年（boomerang kids）”，指的是由於年輕人社會壓力過大，無法獨立生存，又回到原生家庭一起生活的情況。帕塔寧援引一位社會學家凱瑟琳·紐曼的研究發現，稱自1970年代起，三十歲到三十四歲之間與父母同住的美國人人數上升了50%。這位社會學家和帕塔寧有著同樣的困惑，為什麼在世界上最為富裕的國家之一，年輕人——甚至中年人仍然無法自食其力呢？

02 向現實低頭的美國婚姻

作者帕塔寧移居美國的原因就是由於感情和婚姻。她結識了一位美國作家，墜入愛河，因此決定搬到美國生活，並歸化為美國公民。對於北歐和美國人婚姻生活的差異，她有許多觀察和思考。帕塔寧首先注意到的就是美國婚姻中的“前現代”因素。人們在討論婚姻問題時，總是不自覺地談論到財務的話題上。似乎婚姻更是一種經濟和生活中的互助形式，而不是像北歐一樣，雙方都是極為獨立的個體的存在，生活在一起僅僅是因為愛情。在作者看來，在美國考慮到組建家庭時，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就是自己處於怎樣的財務狀態當中，有多少助學貸款，如果要生孩子，要花多少錢養育他們等等。至於產假，美國的雇主所能提供的假期在所有發達國家中堪稱吝嗇。由於這種種的原因，作者認為美國女性在擇偶時格外關注潛在對象的薪酬情況。甚至一些人將婚姻視為改變自己經濟狀況的一種途徑。

步入婚姻之後，家庭生活裡的責任和負擔就開始多了起來。於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就成為工薪階層關注的重點。帕塔寧花大量筆墨描述了美國私營企業雇員所享受的假期。根據法律規定，美國人數超過五十人的公司裡工作超過一年，就有權享受每年共計十二周的無薪家庭或醫療假期。這項法律還僅覆蓋了美國約一半的人口。2014年，聯合國的一項涉及185個國家和地區的調查顯示，僅有兩個地方不保證提供任何帶薪產假：一個是巴布亞新幾內亞，一個是美國。美國還是幾個極少數不保證提供勞動者帶薪病假的國家之一，與安哥拉、印度和利比裡亞相並列。在員工假期方面最為慷慨的大概是加州，在該州參加了“傷殘保險計劃”的職員，在生育孩子的時候，可以享受最多六周的半薪假期。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北歐地區，無論父母，都可以享受到最低九個月左右的育兒假期。休假期間的薪酬約為正常工作情況下的七成。北歐國家的育兒假期全國統一，按照作者的說法“規定明確，操作簡單”，工資由國家的社保體系支付，根本上來源於稅收。北歐國家還普遍為父親們規定了專門的休假，以鼓勵他們參與撫育孩子的過程當中。芬蘭勞動者在公司工作的第一年裡，每工作一個月可以享受兩天帶薪年假；一年後全職員工的帶薪年假就已經可以長達約五周。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劇照。

03 美國的醫療沉痾

醫療是現代社會無法回避又與人們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醫療服務的等待時間問題常常被用來衡量醫療系統的效率。作者在書中認為提到兼顧醫療的普惠性和效率並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作者引述美國聯合基金會2014年的一項調查結果稱，英國的醫療體系在服務的便利性上，能排到全球第四位的好成績，緊隨美國之後。雖然美國在新的診療方法、新醫療技術應用方面非常先進，重症疾病（如癌症）的術後存活率方面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在慢性病人的照護、治療方面相對落後很多。美國聯合基金會比較美國和其它十一個國家在醫療質量、效率、平等、健康生活、服務可獲得的便利性等方面的表現，綜合分析下來，美國倒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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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醫療費用的高昂是舉世皆知的秘密。雖然維持了與北歐國家大致相當的高水准的醫療服務，但美國人付出的花費卻是芬蘭和冰島人的2.5倍。對於許多哪怕是中產的美國民眾而言，醫療保險的保障不足，常常會導致嚴重的後果。筆者曾看到一組數據，美國宣告破產的成年人中，有半數與醫療費用有關。哈佛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那些“因病返貧”而破產的人群有以下幾個特征：人到中年，中產階級，大學學歷，整個患病期間、或者在患病的部分時間段擁有醫療保險。即便在有醫療保險的人群中，也不乏為了支付大額醫療費用而抵押自己的房屋或者四處籌錢的狀況。

導致美國醫療費用高昂的原因有很多，但總體說起來是由於大部分與其私營經濟體制有關。在帕塔寧看來，“美國的醫療部門堅持老派的自由市場精神，拒絕國營體系”。保險公司雖然也盡力去協商壓低醫療服務的價格，但它們的議價能力在這種大環境下十分有限。另外，美國的醫生群體收入更高。他們不僅從各項收費中提成的比例高，還與醫學實驗室、設備制造商和醫藥公司建立了更為全面的經濟合作關系。作者提到，芬蘭的全科醫生的收入是芬蘭人口平均工資的兩倍，專科醫生的收入稍微高一點，達到平均工資的2.5倍。而相比之下美國全科醫生和專科醫生的收入是人群平均收入的3.5倍和5.5倍。但在醫療界，賺到錢的並不是普通醫生群體，利潤主要流向了醫院的管理層和保險公司的管理人員。

在美國的生活經歷，讓作者帕塔寧看到了很多本身收入有限，卻過著昂貴的生活的美國人。毫無疑問，他們的經濟來源是他們的家庭，而非自己努力的結果。作者感慨道，這個國家建立的初衷就是遠離歐洲那種根深蒂固的、造成人與人不平等的等級制度。而諷刺的是如今，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也到了一種令人咋舌的地步。2009年到2012年間，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群的收入超過全美人口總收入的90%。過去幾十年間，美國最富有的1%乃至0.1%的人口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長，而剩下的大多數美國人收入則幾乎原地踏步，有些人的甚至還縮水了——筆者曾看到統計數據，從1970年代開始，美國高中以下學歷的人群收入縮水了3%。

在作者看來，“美國夢”已經支離破碎。缺少社會流動性這一與“美國夢”相違背的現象，其實學界早有認識。赫爾辛基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家馬庫斯·演蒂的研究表明，在美國生活收入光譜中最低端的人群，有約40%無法擺脫該階層的束縛；而在北歐，這一數字低到了25%。而解釋這一差距的原因在邏輯上也頗為明晰：社會中收入差距較小的時候，人們才有更多的向上流動性。或許美國已經不再是機遇遍地的地方。作者提到，英國工黨黨魁愛德華·米利班德曾在2012年發出這樣的感慨：“如果你想尋求美國夢，去芬蘭吧！”

04 北歐模式的現實與局限

對於中文讀者來說，這種有趣的閱讀視角頗有借鑒意義。作者對於美國現代社會的許多細致入微的觀察，是真實的。比如普通美國人醫療費用的負擔，美國生活與數十年前比流動性的缺少等等。但是，由於作者的母文化畢竟與中美都不同，讀者在閱讀時，恐怕要格外留意作者做表述的具體背景。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觀察應該僅限於她所生活的紐約市。美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各地間的差異非常大。紐約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生活壓力恐怕和同樣是發達地區的其他城市，比如休斯敦或者亞特蘭大不能簡單地畫上等號，更遑論發達程度和人口密度不同、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具有差異的其他區域。讀者閱讀時不能把她在紐約州紐約市的生活經驗泛化為美國的整體圖景。

筆者在美國中西部有生活經驗。即便在中西部的發達地區，也沒有感受到作者所認為的女性在選擇伴侶時格外注意對方的財務狀況的情況。即便是生活在“現代”的社會中，筆者的朋友和同事們中，有許多都心態平和地過著寧靜而幸福的生活。筆者有幾位年輕的同事夫婦，都是在開始工作之後一起努力規劃財務，償還讀書時欠下的學生貸款。作者做比較的參照是她自己的母文化，她的許多評價，中文世界的讀者不宜照單全收。作者不斷地強調經濟因素在美國人選擇婚姻時的重要分量。但如果把美國人的態度和近年來中文世界中人們所討論的彩禮、婚房這樣的話題顯現出的熱情相對照，即便是作者所生活的紐約地區，也會顯得相形見絀。如果簡單地把作者的結論作為結論，恐怕與事實要失之千裡了。

作者寫到一個細節，就是美國企業對於雇員才具有的社會責任。美國的員工對於雇主所提供的各種福利，包括醫療保險有一種近乎“感恩”的心態。帕塔寧還認為不少人對於北歐國家“北歐社會主義保姆型”國家的嘲諷，是毫無道理的。因為企業的原本任務就是制造產品和創造營收，因此承擔起照顧職員健康的保姆型工作是沒有道理的。作者接著說，恐怕那位偉大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的棺材板估計都要蓋不住了。但筆者認為，與作者理解的恰恰相反：美國由雇主提供醫療保障的做法，其實正是體現了自由市場的風格。由“大政府”提供所有的公共服務，包括福利，是美國人骨子裡所一直懷疑和無法接受的。而且，由企業直接給雇員提供此類服務，在自由市場派看來，遠比由政府收取大量稅金安全，因為公權力對資源的使用永遠是值得警惕的。企業基於自身的經濟利益，也會設計出比政府更有效率的系統為民眾提供醫療支持。道理非常簡單：無論是誰，花費別人的錢財的時候，肯定不像給自己辦事那樣謹慎。而企業承擔這些責任，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激勵員工策略的一部分。

比如作者談到稅收制度的差異時就說：“北歐國家采取了和美國不同的策略，通過順應時代潮流，制定和實施更加明智的政府政策……”。聽起來似乎美國並沒有制定出“明智的政策“。在書中, 作者反復提到一個理念，就是北歐人對於生活的美好願望，都通過實際的政策貫穿於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去，從而造福民眾。邏輯似乎非常簡單，但如果了解歐洲和美國的歷史和現狀，則這一簡單的邏輯背後，值得更多細節的探討。

首先美國的現實遠比作者，以及許多人理解的要復雜得多。北歐國家與美國的差異相當巨大。僅就體量而言，北歐五國中人口最多的瑞典有一千萬人口，其余四國人口在三百萬至五百萬之間。而美國50個州中有25個超過五百萬。人口最多的加州人口更高達近4千萬。任何一州的治理難度和復雜度都高於北歐國家。

更為重要的是兩個系統在社會運行方式和經濟模式的差異還根植於它們迥異的政治傳統。美國的政治理念根植於一種偏離了歐洲傳統的聯邦主義。所有的社會治理方式和變革幾乎都采取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而北歐五國中的三個國家至今依然采取君主立憲制度，屬於與聯邦主義相對立的“單一制”。它們普遍采取議會民主，廣泛采用集體協商的方式自上而下地推行許多福利國家的理念。有些國家比如挪威，其經濟模式中還有相當多的國有企業。在某種程度上，北歐國家的歷史傳統和同在北美的加拿大有相似之處。普遍意義上，加拿大被視作是福利國家，而美國則是低福利國家。

這種差異的根源，在於兩種體系對於政府角色理解的不同。人們對2008年-2010年冰島金融危機應該還有印象。在國家瀕臨破產的邊緣，北歐五國之一的冰島采取了許多“非常規”的措施化解這一危機，諸如全國范圍內嚴格資本管制，限制法人資本流出；禁止個人購買外匯、外國股票；投放公共資金用於緩解家庭債務負擔等等。這些顯示了北歐模式下政府的權力，在西方世界一直留有較大的爭議。放在美國，能夠實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很多細節，其實也可以由政治、經濟狀況得到解釋。比如作者援引的“回旋鏢青年”的例子。這種現象並非美國獨有。社會學家在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都發現了同樣的現象。另外，就筆者親身經歷以及與身邊的同事、朋友們的交流得知，美國的上一代對第三代的教育和撫育介入如今較二十年前也明顯更多。比如更多的（外）祖父母會在周末幫忙照顧孫兒孫女，甚至提供經濟上的幫助。經濟學研究的共識是，1980年代以後，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壓力事實上在上升。而美國這種“自下而上”組織的國家中，解決經濟問題最為有力的靠山當然就是自己的家庭。

作者花費了不少筆墨試圖說明北歐國家勞動者所繳的個人所得稅，以及企業所繳納的稅與美國相當，甚至更低。然而或許作者並不了解整個事情的全貌。根據經濟合作組織公布的數據，2023年，北歐國家瑞典的“稅務-國民生產總值占比”為42.7%，同一時期美國的數字是27%。經濟合作組織所有成員國的平均水平是34%。這其中的差異都變成了美國人手中的收入。

我們比較一下作者的家鄉，芬蘭與美國的整體收入和稅收差異。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數據，2022年芬蘭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為美國的72%，但芬蘭人賺到的工資收入僅為美國的約66%。這中間的差異，當然就是被轉移到社會運轉中去了。還有一些被作者忽略掉，或者不了解的事實：薪資稅和增值稅。薪資稅是指雇主和其在產生薪資時共同支付的稅款。在美國這主要用來資助社會保險以及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的醫療服務。雖然美國民眾也認為自己在這方面的付出非常可觀，但是和北歐國家比起來，他們的付出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至於增值稅，美國幹脆就沒有全國性的增值稅系統。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是，如果企業稅率、個人所得稅率都非常低的話，政府公共服務的錢，從哪裡來？

2021年，美國資深記者喬納森·科恩出版了一本名為《十年戰爭》的書。作者從數千小時的采訪記錄、筆記、新聞素材中提取出一份從2008年前總統奧巴馬當選開始，“奧巴馬健保（平價醫療法案）”從醞釀、出爐，到實施後在聯邦層面遭遇違憲置疑、阻礙實施等的十年詳細記錄。這一旨在提高醫療保險覆蓋水平的舉措歷經十年，依然未能塵埃落定，還在遭到各種質疑和打擊。而上一任嘗試這一舉措的美國總統是1990年代的比爾·克裡頓。再之前，是近半個世紀，數位總統的失敗嘗試。這是美國醫療系統的復雜程度，絕不是如作者帕塔寧所說通過踐行“北歐愛的理念”、“通過順應時代潮流，制定和實施更加明智的政府政策”就可以解決問題的。

北歐國家從1940年代開始著手建立社會福利系統，其背後所依靠的當然是比較高的稅收。其實根據歷史記錄，到1980年代的時候，瑞典本就非常高昂的稅收已經很難支撐其福利系統。根據統計數據，從1979年到1995年，該國的實際工資出現了衰退。

經濟學家丹尼爾·米切爾於2007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詳細比較了1980年代以來美國與北歐國家的經濟數據。無論是經濟增長率，可支配收入，消費、國民平均個人資產等方面，美國的表現都全面優於北歐國家。在此期間，美國的總體經濟增長率高於北歐國家平均水平15%。研究還比較了消費者購買商品和服務時所承受的稅負，美國明顯低於北歐國家近70%。稅收在GDP中的占比方面，北歐一直到1960年代都與美國基本相當，但此後一路看漲，到了上世紀末時已經高出美國50%。

帕塔寧在書中強調從“襁褓到墳墓”的照顧並沒有削弱北歐國家整體的經濟實力和創新能力。這一點也值得商榷。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與康奈爾大學和歐洲工商學院合作，每年都會公布一個“全球創新指數”，衡量各國的創新能力。這份榜單的2023年版本，瑞士高居榜首，美國位列第三。北歐國家瑞典最高，居第二位。芬蘭和丹麥排在第九、十名。目前尚處在中高收入國家之列的中國位列第十一。北歐的冰島、挪威都在二十名開外。北歐國家整體都沒有在高收入國家中表現得多麼搶眼。

無論北歐還是美國，恐怕都不能簡單地以“左、右”來描述。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所謂崇尚自由市場的美國，抑或是相信福利國家理念的北歐，說到底，都具有比較高的發展水平。除了經濟因素，有許多學者主張以人類發展指數來衡量國家或者地區的發達程度。從這個指標看，北歐五國的確處在第一集團的位置。總的說來，究竟是依靠更為強力的政府推行平等的理念多一些，還是奉行小政府，依靠民間的自發力量，在監管的前提下盡量少幹預，經濟的基本面都可以達到一個較高的發展水平。但是，前者在整體水平較高的情況下，有顛覆性的創新能力方面上不如後者。但是後者，就在照顧弱勢群體方面，略遜一籌。有趣的是，恐怕要把北歐和美國放在一起比較，才恰恰能看出非“左”即“右”的思維有多麼片面。

但是，北歐和美國，兩種方式各有優勢並能持續發展是有前提的。前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爾·弗谷森在他的作品《文明：西方與世界其他地方》裡提到的那樣，只有在諸如法治、對私有產權的保護這樣最為核心的內容得到保障的時候，一個文明、或者一套社會系統才有可能崛起。在很多介紹中，包括作者的個人網站，都說作者帕塔寧自2008年起就居住在紐約。但是在本書新版的2022年9月英文版再版的後記中，作者說她和丈夫自女兒出生一年之後，就搬回到了芬蘭。因為書中所描述的種種原因，他們在芬蘭的生活可以更為自如——包括良好的醫療服務和較高的收入。但帕塔寧依然在英文世界裡，接受采訪、演講等等社會活動的邀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