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间手术正陷入快速发展后的瓶颈

“这个病人只能验证日间手术是可行的，对我个人来说纯粹是想探索这件事。”张强说，“但我们当时的医疗体系并不允许那样去做”。

这是一位外科手术医生在自我驱动下的日间手术尝试。后来直至21世纪初，以武汉妇儿医院（现武汉儿童医院）、上海市第一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四川华西医院等四家医院为代表的开拓者，才开始日间手术模式的探索。

时至今日，中国日间手术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但当我们站在历史的维度上看，张强当时面临的问题，如今似乎仍未解决。

相较于大型医院加快床位周转以收治更多患者的直接动力，李毅所在的成都第三人民医院开展日间手术中心，更像在进行“政策驱动”下的自我革命。国考压力袭来，医院为赶上医疗发展前沿、增加病患数量，在2020年前后成立了日间手术病区。

当李毅从肝胆外科调去监管普外日间病区时，几乎面临人员不足的境遇，一切全靠自己摸索。如何进行日间病房的管理、重组诊疗秩序、保证病人安全，同样的问题跨越20年的时间，也正摆在他的面前。

没有医生，就从别的科室调配培训；没有床位，就与医院协商解决；没有流程，就自己建立一套后续的诊疗体系。

中国医疗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日间手术本土化的困境似乎并没有改变太多。

“不同于外科医生对一项新技术的临床探索，开展日间手术的源头在于流程和管理上的改革，牵扯到多学科合作乃至院内利益的重新分配，”南方某三甲医院日间医疗部主任方严（化名）直言，“这是最大的难题。”

他所在的医院采取了“集中收治、集中管理”的模式，能开展日间的手术，全部归到日间医疗部去做，人员、手术室、床位都是单独的，好比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新外科科室。

这样的好处是高度集中，避免了一切可能的延误和资源浪费。坏处则在于，要从其他科室那里“分蛋糕”，“比如腹股沟疝气手术从此归到我们这里，普外科就不能做了，他们科的收入来源就少了一块，没有一把手院领导的支持，怎么可能干得起来？”

当一种新的管理措施进入医院生态，所荡起的余波，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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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院热衷，小医院视同鸡肋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医院最初决定开展日间手术，动力在于政策驱动。

当时，“日间手术占择期手术比例”指标（以下简称日间手术占比）被浙江省卫健委纳入了三级医院等级评审指标，另一方面，浙江省卫健委质评办三级公立医院常态评价指标也将日间手术占比纳入了其中，且每季度面向全省公立医疗系统公开成绩。

“所有的数据大家都能看到，医院就有了上进心，希望各个指标都能排在前列，不要太落后。”该院常务副理事长应争先说，“而且，发展日间手术可以有效降低平均住院日，缩短平均住院日是每家医院都追求的目标。”

2015年起，中国进入政府政策主导下的日间手术快速发展阶段：多省陆续将日间手术纳入三级医院等级评审指标或省内绩效考核指标；2019年，日间手术占比被列入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虽然不计分值，但也明确地表达了某种期待。

当指挥棒指向日间手术，公立医院们便一拥而上。公立医院日间手术潮来了。

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的2021年度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数据，参加该年度考核的三级公立医院中，约70%都已开展日间手术，连年增长的日间手术占比达到了12.5%。

但另一方面，日间手术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浙江、上海开展的日间手术占比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另一组来自2019年国家医疗质量管理与信息控制网的数据则显示，东部沿海地区开展日间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明显较多，前三位省份为江苏、广东和浙江。

多位医管专家告诉八点健闻，日间手术的开展程度与医院的床位紧张程度，也就是床位使用率息息相关。

对那些床位供不应求、患者需排队等床住院的大医院来说，开展日间手术的冲动更强。日间手术能加快床位周转，使得医院不用扩张床位数就能收治更多患者，提高医院诊疗效率和收入。

金春林把这个过程形容为“挑选甘蔗里最肥美的一段来吃”——住院当天的手术费用一般是住院花费的大头。假如一位患者住院10天，花费10万元，住院当天至少会花掉5万元。改成日间手术之后，患者花费5万当天即能出院，看似医院损失了5万，但接下来的9天里，医院每天都能再进账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