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女孩患精神病现代人压力多大？

最后不了了之，因为她不能再来。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你知道他有问题，咨询师也想帮他，但是这些人没有时间和经济条件，就眼巴巴看他走了，最后是什么样子也无法追踪。

另外，在今天，个人主义的倾向比以前要重了，但是中国人对自我的理解，还是非常深地嵌在一个社会关系网里。在做自我治疗的过程中，有需要暂时脱钩出来，必须要专注自我。

但最终，特别是中国人，必须要回到他的社会现实里。他背后的着眼点，还是为了怎么能做一个更好的妈妈、更好的孩子、更好的同事，更好地协调我的社会关系。

“民族志证据表明，中国人对‘自我’和个人实现的追求仍然与社会义务、社会主义伦理和某些文化价值纠缠在一起。在中国，‘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的方式明显地嵌入到家庭和其他社会过程中。正如人类学家任柯安（Andrew Kipnis）所言，今天个人主义的“崛起”与其说是一个社会事实，不如说是一个心理问题。对他来说，心理不是一个与社会隔离的场所，而是一个冲突的情感、期望和话语表现的领域。”

——张鹂《焦虑的中国》（陈荣钢译）

我在美国做咨询，我说最近特别担心我们家里出什么事了，疫情又怎么样了。我的咨询师，美国人，他说我理解，但是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去不要管这些，你先管理自己。但我觉得我的自我不能脱离这些，虽然家在千里之外，我还是不可能把它切断。

这还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怎么能变成一个更好的社会人。

社会问题心理化

一些人会高估心理咨询的作用，很多时候，这是把社会和经济问题心理化。好多问题是社会经济结构变迁造成的，做心理咨询或者搞心理学的人，经常会把这些问题个人化，教你怎么从个人层面去配合应对（外界变革）。但是如果不从社会结构上改变，这些问题是永远不会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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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田野的时候，跟踪过一个咨询师，他经常会被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找去，给职工上“职场幸福课”。公司要把员工弄到度假村，或者星级酒店过一个周末，还要付咨询师的工资，大概要几万块。

当时我跟企业人事处的人聊天，他说这几年职工工作太难做了。以前可以做思想工作，政治学习什么。现在不行了，职工根本不感兴趣。但是这些职工又有很多不满，国企改革以后压力比较大，工作比以前多，竞争也更激烈，大家怨气比较多。这些怨气是对体制的不满造成的，但企业又不可能不改革，所以就把职工的注意力引到个人的情绪管理上。

“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成为‘一个新的祭司阶层’，对西方社会发挥着巨大的综合影响力。这个拥有心理学知识和情感主义语言的新精英群体承担了‘世俗精神指导’的权威角色。我的研究表明，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治疗性治理’正在获得力量，并重新塑造了‘后社会主义’政治。”

——张鹂《焦虑的中国》（陈荣钢译）

通过心理咨询师告诉他们，怎么样生活幸福，怎么样在职场中找到幸福，怎么样让自己的家庭关系变得幸福。意思就是，你们情绪上的问题，不是企业改革造成的。要从你个人出发，想你怎么能做得更好。不要去看那些大的改革又怎么样了，我们是无法改变的，结构就是这样，只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