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受熱捧為何國人不崇企業家?

2023-06-05 | 來源: 風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來中國了。這位外號“鋼鐵俠”的企業家，三年來首次中國行，引發諸多關注與議論。對比對馬斯克的膜拜之風，其中一種感慨是，為什麼中國人不崇拜企業家？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其實不僅僅關乎企業家群體，更多的是反映了國家對於市場的態度變化以及未來走向何方。

企業家：從“大腹便便”到商業精英

說中國人不崇拜企業家，這個說法其實不那麼准確。短短的幾年前，中國人至少看起來確實還是崇拜企業家的。當時企業家雲集各類商業論壇、電視節目縱論天下大事，暢銷書排行榜上少不了企業家的傳記，而機場視頻也往往有馬老師之類的雞湯，微博上不少企業家的粉絲數量也和明星差不多。

企業家不僅頻繁出現在聚光燈下，取代了成功學大師的生態位，也幾乎成為意見領袖以及年輕人人生導師，指點商業甚至江山。以至於在2013年，當時聯想掌門人柳傳志以其一貫的老成謀國，似乎都覺得企業家高調得有點超出常規，在小范圍企業家座談中發出預警，“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

企業家的走紅，也使得創業一度成為年輕人趨之若鶩的選擇，“萬眾創業”確實點燃很多人的老板夢。敏銳的媒體當時也注意到這個現象，《南華早報》在2015年一篇報道中就感慨，“企業家似乎已經變得與流行明星沒有太大區別，瘋狂的粉絲會到網上了解自己商業偶像的動態。”

他們引用了零點研究咨詢集團的一項調查，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認為企業家的形象是“大腹便便”，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大眾對於企業家印象似乎大為改觀，“約有40％的被調查者認為企業家擁有領導技能。約有37％的人稱這些人有遠見，36％的人覺得他們勤奮努力。”

時過境遷，今天的情況和前些年大為不同。不僅企業家低調了，創業也不再是年輕人首選。也正因此，與其問企業家為什麼不受崇拜，不如先問這幾年發生了什麼。一言以蔽之，做企業越來越不容易，越來越多企業家也踐行柳傳志的做法，日益低調。

營商環境大變遷：不得不學會低調

企業家生存土壤變了，變化是全方位的。

商業本身壓力、宏觀政經的因素暫先不說，疫情三年就讓不少老板欲哭無淚。經濟一旦下行，民營企業壓力更大，對外難免舉步維艱，內部要面對降本增效，很容易兩頭受氣，不留神就破產注銷。

隨著一些地方政府財政困難，企業面臨的稅收環境恐怕更加嚴峻，現在哪怕是報道一個個體戶創業成功的新聞，回帖中也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句“好好查查稅”。

經營企業本身就是面臨生存壓力，多數初創企業活不過三年，而即使活過三年也不一定就是成功。隨著經濟熱潮退卻，留下不少人破碎的創業夢。

根據財經雜志的調研，從全國40個重點經濟城市來看，在不景氣時，企業注銷率可達10%以上，極端情況下可以達到20%。即使萬眾創業的輝煌時代，企業單單要存活也是成功率不高的事，日本優衣庫創始人柳井正曾經用“一勝九敗”來形容經營企業的困難。

與此同時，大眾權利意識的提升，這使得企業家面臨的輿論環境大為不同。明星企業家說話動輒被網暴，更多人選擇低調。打工人對於996、工作是福報、職場pua之類言論容忍度更低，資本似乎又回到血淋淋的印象，甚至資本家掛路燈也成為不少年輕人的戲謔流行語。

企業家不大受待見，除了創業不再流行，從就業選擇也可以看出一點端倪。如今年輕人更看重穩定，體制內職位再次走紅。根據《拉勾招聘2023屆畢業生擇業行為洞察報告》，大家對於就業的偏好體現出很高的一致性，有41.7%的畢業生優先選擇進入國央企，11.76%的畢業生選擇政府或者事業單位工作。

從經濟學常識可以得知，市場經濟一個特點就是，人人都離不開市場，但是未必人人都能體會到自己從中受益。

就像打工人與老板，雙方交換時間與人力成本，其實交易一旦達成，無論雙方是否滿意，都說明交易達成比起不達成對雙方更有利。但即使如此，發自內心熱愛工作熱愛老板的員工畢竟是少數，流行吐槽老板甚至反手舉報公司成為一部分年輕人最新“時尚”。

在營商環境變化背景下，不少企業家舉步維艱，難免心若寒蟬。最典型信息是此前海南省的一則通告《關於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若幹措施》，其中強調“營造公平公正法治環境”，“對民營企業家涉案人員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不判實刑的不判實刑，能不繼續羈押的及時予以釋放或變更強制措施。”這則通告，初心本來有呵護企業家之意，但是也暴露出企業家面臨的復雜社會環境。

所謂企業家，自然多數活躍在民營企業。即使當下多數人青睞的職業並不是民企，而是體制內，現實則是多數崗位是由民企尤其中小企業提供。

數據顯示，中國中小企業提供了就業中85%的崗位。可見，企業家不是打工人的敵人，企業家活得不好，打工人並不會活得更好，畢竟企業才是市場的活力所在。

少了企業家，年輕人就業恐怕更難，只是這點多數人沒有意識，甚至會把企業家當做資本家和對立面來看，沒有意識到自己也受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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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有錢，但可能也只有錢

人都是理性的動物，這其實意味著人都是短視的動物，需要在視力范圍看到結果。

自然地，崇拜一個人或者一件事與否，往往是這個人或者這件事能看到結果，如果看到結果自然趨之若鶩，如果是看不到結果，人們往往會棄如敝屣。無論明星、企業家、政治家或者科學家，大家崇拜與否，其實崇拜的是一個自己沒有又希望有的東西，無論是美貌、財富還是權力與智慧。回到中國企業家的案例，企業家有什麼又缺什麼？粗暴地說，一些企業家有錢，但是可能也只有錢。

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資本，人人都是資本家，區別無非方式和數量不同。按照社會學家布迪厄爾的框架，人和人區別決定於三重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

經濟資本很好理解，通俗點說就是錢，社會資本就是一個對應的社會關系，文化資本相對更難定義，但是卻能體現品位。也正因此，正如我在《躍變》一書中提出的，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或者階層，其實就是這三種資本綜合的結果。

對照這個標准，對中國企業家而言，他們所有的資本，多數聚焦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也有一些，文化資本往往稀缺——這並不是說企業家沒有文化，而是說他們能動用甚至繼承的文化資本，相對很少。

典型的案例，中國傳統的社會的“士農工商”的區分，就是把商業排在最後，這就是不同文化資本的分配體現。即使在前些年馬雲如日中天的時候，阿裡上市、暢銷書榜單處處都是馬雲的傳記、大家衣食住行離不開阿裡集團，即使如此，一些文化圈子尤其知識分子圈子，對於其評價未必很高——不談這種評價是否正確，但這種現象或許就是文化資本的體現。

在市場化高歌猛進的時候，尤其是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階段，錢能解決很多問題，因此經濟資本也占優勢，也有了“一切向錢看”的說法，對於成功的定義自然以金錢為最好標准，企業家走紅也不言而喻；但是一旦市場化相對停滯，社會進入中等收入停滯階段，經濟資本收益相對降低，甚至其脆弱性也暴露無遺。

簡單粗暴地說，這個時候，錢也還是很重要，但是其權重下降了，經濟資本的穩定性、安全感很多時候卻取決於社會資本——比起創業日益縹緲的財務自由，大家更看重穩定，這也是體制內工作高於體制外工作的原因，而一個國企央企的中層，其社會地位可能遠高於一個小企業的創始人。

更不用說，在中國社會多數時間中，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其實遠遠大於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而且往往可以繼承，也正因此，經濟資本不再如過去那樣備受待見，原因或在於此。

社會應促進企業家精神，而非壓抑

當我們談論企業家如何受尊敬之前，應該反思根源，追問一句，企業家為何有時候不受待見？這不僅關系到企業家群體，其實也是在拷問我們的文化制度土壤。

實事求是地說，圍繞中國企業家，一直以來都有很多非議，無論是原罪論，還是復雜曖昧的政商關系。這自然和社會傳統不無關系。

中國古代雖然有諸多發明，卻始終沒走出馬爾薩斯陷阱，這曾經引發了著名的“李約瑟之問”。漢學家費正清的觀察或許可以提供一個窗口，他這樣評價中國古代的政商關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制造一個更好的捕鼠器，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對比之下，美國是工商社會，商人受到尊敬的核心在於政府權力對於經濟資本的幹預度更低。而且，經濟資本、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之間更是存在各種旋轉門——馬斯克本人固然可以上天入地，他的同儕更是可以借助經濟資本變現社會資本，資助競選是常規操作，索性直接上馬競選也不少，從成功上位的川普到競選幾次無功而返的博隆伯格都如此。

這種商業到政治的變化姑且不論好壞，起碼可以看出美國企業家的社會地位不低，獲得崇拜也是自然。

事實上，依附於政治是許多地方商業的慣例，並非中國特有，而是歷史的通常慣性。哈佛大學歷史學和經濟學教授戴維·蘭德斯（David S. Landes）與經濟學教授威廉·鮑莫爾（William J. Baumol）等人曾經深入研究過企業家精神，寫過一本書《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從美索不達米亞到現代》，對此多有描述。

企業家最廣泛引用的定義來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熊彼特，他將企業家定義為資本主義的靈魂，企業家的精神本質是創新，其主要表現就是創造性破壞。對於馬克思·韋伯而言，企業家更多追求社會的自我實現以及俗世天職，產生於新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就是認為人們完成個人在現世裡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因此 “在現代經濟制度下能掙錢，只要掙得合法，就是長於、精於某種天職的結果和表現。”

任何人都是制度的產物，企業家也是如此。前面說過，中國傳統觀念中，按照士農工商的社會序列，企業家位於末流，即使擁有企業家身份，多數往往也寄托了商而優則學的期待，這也隱含了擴張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的期待。

而企業家是否對社會有益，其實取決於社會制度，古代曾經有促進生產性企業家精神的社會制度，但是很多時候則壓抑了企業家精神。正如經濟學大師道格拉斯·諾斯所言，制度安排在決定收益結構中起著重要作用，而所謂收益結構就是不同社會活動的相對報酬；如果生產性活動有益，那麼企業家精神也會傾向於生產，帶來資本的流入以及生產性活動的放大，進而帶動經濟繁榮以及社會進步；反之則可能將各種人力與生產資源集中於非生產性領域，這可能帶來收入向金字塔尖人群集中，加大貧富分化，滋生越來越強大利益集團，甚至社會潰敗。

在這樣情況下，企業家如何突破，如何獲得尊敬？企業家收獲尊敬，制度環境不可缺少，而從企業家自身維度，則需要他們更好實踐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如果要實現企業家精神，那麼不僅是積累經濟資本，其實也應轉化為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也許這是企業家獲得真正尊敬的前提與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