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去世：我总是听见小说

在另一次和安托万·戈德马尔的谈话中，昆德拉对于小说中的复调技巧给予了更加明晰的说明：“在相同的叙述中，您讲述好几个故事，这些故事既不由人物，也不由因果关系相连，而是各自构成一种文学体裁（随笔、叙事、自传、寓言、梦）。把这些元素统一起来，这要求一种真正的炼金术，以便这些很不协调的元素，最终被视为一个以完全自然的方式引导的唯一的整体。”昆德拉这段话实际上也是对他的小说缺乏情节统一性的辩护，因为音乐思想的原则就是主题与变奏的原则，通过将音乐的各个构成元素对应地搬到文学场域中，昆德拉也创造出他自己的小说美学：“一个部分，就是一个乐章。每一章，就是一个小节。这些小节或长或短，或者长度非常不规则。这就将我们引向速度问题。在我的小说中，各个部分都可以标上一个音乐标记：中速、急板、柔板等。”

昆德拉小说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形式特点，就是小说的某种随笔化，看起来他对福楼拜所确立的某种现代小说标准——作家隐身于小说之后，最大程度地以小说人物的言行构成小说主体，小说里的想法和议论也伪装成某个人物的所思所想——颇不以为然。昆德拉习惯于在小说中对人物的言行直接发表评论，这当然也是打破小说线性结构的一种方式——它会让小说情节发展的速度明显放缓，从而为旁逸斜出的“小说思想”留下空间。自然，这也是一种文学方法论上的“弑父”行为——后一代作家为了凸显自己的美学观念而和上一代作家背道而驰。如果海明威还健在，看到昆德拉的小说会作何感想呢？也许是不屑地扔到一边吧。在《人物描写》一文中，海明威仿佛是在“提前”批评昆德拉：“如果人物没有必要谈论这些问题（指文学、音乐、绘画、科学等主题），而是作家叫他们议论，那么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伪造者；如果作家自己出来谈论这些问题，借以表现他知道的东西多，那么，他就是在炫耀。”如果海明威的指控成立，昆德拉小说里“炫耀”的地方可着实不少。

对于昆德拉小说里经常性的议论，记者萨尔蒙显然有不同看法，在《小说的艺术》收录的昆德拉和他的两次谈话中，昆德拉对萨尔蒙犀利的提问多少有点疲于应付。萨尔蒙在谈话中不仅指出昆德拉小说过于抽象的叙述特点使得小说人物缺乏生气，还认为昆德拉小说里的思考通常不与任何人物相联系。他举出的例证是《笑亡录》中对音乐学的思考。昆德拉为自己辩护说：“的确，我经常想作为作者，作为我自己，进行直接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我所用的语气，我的思考从第一个字开始采用游戏、讽刺、挑逗、实验或疑问的语气。”作为旁观者，我必须说，昆德拉的辩护有点软弱无力。昆德拉小说在增加作者直接干预的议论篇幅的时候，使自己相对清晰地和上一代强调作者隐身于人物身后的作家们区分开来，但是他的小说人物的确不够生动，某种程度的扁平化的确是其小说的痼疾。

昆德拉始终注重把深刻与轻快结合在一起，避免让深刻变为一种重负，这有点像辛波斯卡在其名诗《在一颗小星星底下》所表达的：“噢，言语，别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又劳心费神使它们看似轻松。”

历史赋予中东欧作家更多苦难的经验，但他们中的优秀者始终对过于庄严的表达有一种警觉，不用说，这是作家自尊心和风度的体现，而且最终必然会使文学受益。

告别米兰·昆德拉他选择法国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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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小说的轻快感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行文中的讽刺语调，他以此来矫正、中和他极为抵触的抒情语调，在这方面，昆德拉显示了一位优秀小说家的敏锐。可萨尔蒙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小说里强行插入作者的思考，造成思考和小说情节的脱节。昆德拉一再强调小说要发现小说应该发现的，强调小说的思想是一种复杂的感觉的综合，这些说法都颇有见识，但是他自己不少小说里的思考却并不是从小说人物和情节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当它强行插入到小说中，并不能有助于形成小说的复调，而是令小说变得有几分生硬了。在这个问题上，萨尔蒙的疑问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昆德拉的隐蔽生活

当昆德拉在法国如他所说幸福地生活着，愉快地谈论着小说本体的各种问题，享受小说带给他的崇高声誉时，世界也在悄然发生着匪夷所思的变化。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在巴黎，昆德拉密切关注着这一切，并非没有动情，但也没有动摇他一直强调的留在法国的决心。昆德拉对巨大的变局的反应既复杂又感人：“我被巨大的快乐所淹没——也淹没在悲伤中。对我来说，这一变化来得太迟了，太迟了，我已经不可能——也不愿意——再推翻一次我的生活，再换一个自己的家。”

但在捷克斯洛伐克理解昆德拉的人好像并不多，大约十年前，我在《布拉格精神》一书中读到伊凡·克里玛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对谈（谈话发生在1990年的布拉格），他们不可避免地谈到昆德拉，克里玛语气中对昆德拉的厌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克里玛在谈话中直率地批评昆德拉表现捷克人生活的方式：“捷克人的生活很艰难，昆德拉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生活的艰难是多方面的，比昆德拉让我们看到的复杂得多。——他所描绘的是一幅讨好西方读者的图景，因为他证实了西方读者的期待，确证了善恶较量的仙女传说。——可是捷克的读者很清楚，现实绝非仙女传说。”克里玛也指出，捷克部分知识分子反对昆德拉是因为文学外的因素，认为昆德拉获得国际地位之后，便干脆抛弃了他的同胞，让他们独自与邪恶势力做斗争。事实永远是复杂的，昆德拉的朋友克洛德·鲁瓦则为好友辩护，认为昆德拉并没有忘记祖国，抹去他的过去，只是以更强硬的态度回击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