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去世：我总是听见小说

昆德拉在法国越是成功，越是强调他的幸福生活，他的同胞好像就越是厌烦他，这种厌烦甚至在2009年反馈到法国新闻界，一篇报道的题目直接就叫《为什么捷克人讨厌米兰·昆德拉》。无论如何，柏林墙倒塌是一个转折点。《米兰·昆德拉传：一种作家人生》的作者让-多米尼克·布里埃曾设想，如果昆德拉在彼时回到捷克，也许他会像一个回头浪子受到欢迎。如果说在八十年代由于东西阵营对垒，昆德拉待在法国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之后，他的拒绝回归，对于捷克人来说就是一种冒犯了。另一方面，捷克人对他的反感又进一步刺激了昆德拉，以至于他做出了一些更加极端的决定，比如拒绝当年被捷克当局禁止出版的那些书在捷克出版，虽然这些书是用捷克语写的，但是捷克人很长时间都无法看到他最重要的那些作品——《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亡录》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对于用法语写的书，昆德拉坚持只有他自己是最合适的译者，可他没时间，永远不可能去做，但又坚决拒绝求助于译者，如此，捷克读者同样无法看到这些书。在戏剧方面，昆德拉也不让步，拒绝捷克戏剧家把他的戏剧搬上布拉格的舞台。所有这些在捷克往往被看作任性或傲慢的表示，有损于他的形象，正如布里埃在昆德拉传记中所写的：“众人被辜负的仰慕往往会被一种强烈的怨恨所取代。”

在我看来，昆德拉的这些决定是情绪化的，是对他在捷克所遭受的误解和批评的反击。昆德拉拒绝回归的态度一向坚定，但是这个问题也一直在困扰着他，否则他就不会在1993年出版的《被背叛的遗嘱》中，列举出康拉德、贡布罗维奇、纳博科夫等作家，以强调自己拒绝回归并非孤例。如果说捷克普通读者可能是因为昆德拉对祖国的“背叛”而嫌恶他，那么，以克里玛为代表的捷克作家对昆德拉一再强调的文学作品的去政治化倾向则是相当不以为然了。在他们看来，从政治泥淖里爬出来的作家，身上的污迹还历历在目就在谈所谓“纯文学”，是明确无误的夸夸其谈，反倒是一种投法国人所好的媚俗。就这一点而言，捷克作家对昆德拉的批评不无道理。的确，昆德拉生命中前46年都生活在捷克，他如何可能轻易摆脱那个深深烙在他身上的标签呢？况且，他的小说之所以在西方获得关注，获得名利，说到底也和这个因素有莫大关系。对此，远距离观察的捷克作家其实看得清楚，也因此认为昆德拉去政治化的文学观念有几分矫情之嫌。

1985年以来，昆德拉逐渐从公众生活中退隐，拒绝参加电台节目，拒绝在电视上露面，甚至不让人拍照。有一次《雅克和他的主人》导演乔治•沃勒组织了一场新闻摄影会，活动那天，他看到昆德拉走来，脸上贴着橡皮膏，沃勒一看慌了神，赶紧问他出了什么事，昆德拉回答说：“别担心，没什么，我只是不愿别人拍照。”

这种从流亡者向隐居者的靠拢，在我看来是有多重原因的。首先，这和昆德拉对于小说本质的理解有关，他认为小说家只应该以他的小说呈现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某种附着在小说内部的思想）。他援引纳博科夫的话宣称：“我厌恶把鼻子伸到伟大作家珍贵的生活中去，任何一个传记作者都不能揭开我私生活的面纱。”在这方面，福克纳显然也被昆德拉引为同道，福克纳的这段话昆德拉也引述过：“作为个人存在，要有被大写的历史消除、淘汰的雄心，除了我已经印刷的书，决不留下任何痕迹、任何垃圾。”因此，当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一个真正小说家显著的特征是：他不谈论他自己”时，他只是把他自己视为那一列不太长的真正小说家中的一员，可能还是排在前面的那一个——昆德拉在这方面比任何别的小说家都要极端，他甚至不和朋友们通信（担心信件成为研究者的材料，对他的小说造成不必要的歧义），他一心想的就是不要有任何东西插在读者和他的作品之间。他知道在当今这个阐释的时代，对档案材料的关注已经取代了对作品本身的崇拜。

米兰·昆德拉逝世影响几代中国人

告别米兰·昆德拉他选择法国永不

快讯米兰·昆德拉今逝世享年94岁

另一方面，东欧阵营解体之后，来自捷克的读者、作家群体的误解和渐长的敌意，也使他进一步退缩到私人生活的小天地中。这时，隐居不再是轻松惬意，而是和外界敌意相抗衡的堡垒。20世纪90年代以后，昆德拉对外界的抵触情绪更为强烈。法国学者芬基尔克劳是昆德拉的朋友，有一次他们几个朋友在弗纳克书店做活动，昆德拉也参加了，但是一直躲在技术室里。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变得愈益残酷，而昆德拉则过着比八十年代刚刚流亡时更加隐蔽的生活。这时候，我们再回顾萨义德那句名言——“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也许会有更深的理解。对于流亡者而言，一旦流亡就永远流亡，哪还有舒适幸福的生活可言，要说有那也是短暂的假象。终其一生，昆德拉身上的印记对他的巨大伤害，从来没有消退过，而他极力掩饰的言行其实是这种伤害的一种变体罢了。昆德拉极力想要跳出政治的漩涡，拒绝顺应公众的要求成为感伤的流亡者，但各种误解和批评却在不停鞭笞着他敏感的心灵，使他进一步退缩为决绝的隐居者。

弗朗索瓦·凯雷尔是昆德拉的朋友，也已多年没见过他，对此，凯雷尔并不觉得奇怪，作为朋友他对昆德拉避不见人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他们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们学会了提防一切，包括他们的朋友。这是一些曾在恐惧中生活的人。米兰没有摆脱这一切。”也许对于昆德拉来说，那一段历史的受害者是比小说家、流亡者、隐居者更准确的身份标签。这时，再反观昆德拉笔下的那些人物，那种轻松讽刺的笔调，那个他常提到的词——笑（《玩笑》《好笑的爱》《笑亡录》），我们也许将不再笑得出来。